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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翱翔的太陽/懂得，但為時太晚/他們使太陽在途中悲傷/也不馴服地走進那個良夜……”

　　——迪倫·托馬斯《不要馴服地走進那個良夜》

　　詩人似乎被認為是一個絕望的族群，常常得到凄慘的結局：西爾維亞·普拉斯30歲的時候打開煤氣自殺；哈特·克萊因32歲時從船上跳了下去；迪倫·托馬斯39歲死于酗酒。至于國內，一代詩歌天才海子年僅25歲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顧城37歲自殺身亡。最近一項調查顯示，詩人確實比其他類型的作家更易于早逝。

　　這項對1987位死去作家的調查是在心理學家詹姆斯·C·考夫曼指導下進行的。總體上，詩人的平均壽命是62.2歲，而散文類作家的平均壽命是67.9歲；劇作家平均壽命是63.4歲，小說家是66歲。而美國詩人與散文作家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前者平均壽命是66.2歲，后者則達到平均72.7歲。

　　繆斯的代價

　　“人們常常覺得作家是一個命中注定有些悲慘的形象，傾向于早逝，現在這已經被研究所證實”，考夫曼在其不久前提交的研究報告《繆斯的代價：詩人易于早逝》中這樣寫道。考夫曼希望了解，是什么使得詩人的結局與他人不同——是更多的經濟壓力？還是精神壓力？是缺乏社會承認？而這些區別是否和文化差異無關呢？

　　在一次訪談中他認為：“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如果你思考得很多，你便更易于沮喪，而詩人正是那種經常沉思的人。他們到達巔峰時期一般都很年輕，而且他們的寫作是孤獨的。”

　　基于他對創造力與死亡比率的研究，考夫曼試圖說明，詩人易于早逝這一事實也許是由于詩歌的創造性活動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一個主觀的、感情化的領域經常是和精神上的不穩定聯系在一起的。和小說與非虛構性的散文寫作相比，詩歌時常是更為內省和表現性的。這使他傾向于認為詩人中較高的早逝率與其較高的精神疾病發病率相關。而在詩人中，男性與女性平均死亡年齡中的差異也比整體人口的差異要低，并且女性詩人似乎更易于短壽或早逝。

　　詩人群體的高自殺傾向

　　目前有大量研究都是關于不同職業中的死亡率，以及創造性與精神不穩定性間的聯系。這一領域的宗師級人物是肯塔基大學退休教授阿諾德·M·路德維希。在他1995年的著作《偉大之代價：解析關于創造力與瘋狂的爭議》中，路德維希發現大約20%的杰出詩人曾試圖自殺，而他所研究的所有職業的平均自殺率是4%，而美國一般人群的整體自殺率僅在1%左右。在他的研究中，詩人的平均壽命為59.6歲，而社會學者的壽命則平均為73.5歲，非虛構類作家的平均壽命夾在中間，為70.6歲，最低的則是音樂表演者，僅為57.2歲。作家作為一個群體與其他職業相比，其結果也不容樂觀。

　　1975年出版的一份對420位重要作家的研究，表明詩人平均比其他類型的作家要少活6年，而這一結論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東方還是西方，都是一樣的。在病理學上很難找到詩人沒有涉及的方面——從酗酒、自殺、吸毒到抑郁，也許人們是在把詩歌作為一種進行自我精神治療的手段。考夫曼認為，正是人們為了成為一個詩人所進行的努力，才導致像抑郁和酗酒這樣的問題。

　　來自詩人的反應

　　并非所有人都對考夫曼的發現感興趣。79歲的新罕布什爾州前桂冠詩人馬克沁·庫敏認為：“詩人自殺率還沒有牙醫高呢。”談到自己的高壽，她說：“我并不抑郁。我只是相對孤獨一些。我在30多歲時才開始寫作，所以我并不認為自己很早就達到了頂峰……人們對于詩人的早逝似乎有種病態的色情式的迷戀，而我猜我自己并不適合這個模式。”

　　今年剛獲得普利策文學獎的詩人弗朗茲·懷特，曾一直與躁狂抑郁癥、酗酒和毒癮搏斗。他準備了一份專門針對考夫曼研究的聲明：“我對這件事情已經想過很多。因為在美國，你寫的越差，你生存的機會就越多，所以詩人傾向于早死。我知道很多詩人都過著正常而多產的生活。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詩人確實受苦。作家確實受苦。我們的文化并不尊重詩人，這使詩人瘋狂，但是一切最終都還是你自己決定的。”

　　詩人克里斯蒂安·維曼相信，詩人如果要生存下來，就必須適應整個文化，這是個需要付出代價的過程。維曼是美國最為重要的詩歌刊物《詩歌》的編輯。他認為，詩歌比其他形式更有一種心理上的緊迫感。如果你是一位散文作家，那你總有東西要寫。如果你是一個詩人，寫作的意愿常常不能得到滿足，你總要面對一大堆什么也不能寫、什么也不能干的死時間。

　　詩歌不利于健康？

　　考夫曼認為，詩人更孤獨一些，劇作家和非虛構類作家有更多的社會工作要做。他引用了葉芝的觀點，葉芝認為蓋爾人的繆斯女神給那些她迫害的人以靈感，因而蓋爾語的詩人都是早逝的。公元前4世紀，亞里斯多德曾問道：“為什么所有在哲學、詩歌或藝術領域的人都是憂郁的呢？”

　　不過，考夫曼說他不認為那些有抱負的詩人需要為此擔心。雖然西爾維亞·普拉斯或安妮·薩克斯頓英年早逝是事實，不過也不必在詩歌課程開始的時候警告學生們詩歌也許不利于健康。心理學家詹姆斯·W·彭尼貝克甚至認為：“一個已經出版詩集的詩人比一個仍在摸索中的詩人更危險。不過要是他們不寫詩的話，也許他們早就自殺了。”

　　即使考夫曼等人的研究結果能夠普遍成立，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詩人，乃至所有的藝術家，也許一生都在致力于了解世界，了解人，解決自身和世界的關系，他們的一生是在創造的充實中度過的，這種充實并非沒有代價。因為身處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沖突的最敏感地帶，詩人和藝術家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精神上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代價，以及由這些努力所取得的人類的文學、詩歌和藝術遺產，現在的人類又能算是什么呢？

　　考夫曼的角度，與詩人的角度，實際上是醫學(科學)思維與詩歌(藝術)思維兩種思想方式間的沖突。在所謂的數字化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也許會天真地認為，用科技和數字指標便能完美地表示人類的生活，他們想錯了。沒有詩人的努力，人類只能生活在精神的貧乏中，即使他們能活200歲，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