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頤合財經副總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顧問王吉舟在接受中國工商日報記者采訪時，根據他長期跟蹤資本市場上蒙牛和伊利的表現，提出蒙牛根據與國際股東的協議，要實現三年后銷售額達到120億元以上的飛躍，因此需要通過收購同行大企業、整合別人銷售額來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伊利被迫加緊了MBO的步伐，當家人鄭俊懷甚至不惜挪用巨額公款。

　　因《解析外資巧取豪奪資本故事誰令鄭俊懷孤注一擲》的報道被廣泛傳播，引起輿論一片嘩然。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蒙牛乳業副總裁孫先紅。

　　關于“走在一起”這句話不是在上市之后說的

　　新京報：最近國內一家媒體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令鄭俊懷孤注一擲》的專訪。里面把鄭俊懷急于MBO的原因歸結為蒙牛挾外資逼迫。你如何看待這一說法？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牛根生曾說：“伊利與蒙牛遲早要走到一起。”這算不算蒙牛收購伊利的信號？

　　孫先紅：這是一個假論據，完全是“移花接木”。蒙牛上市是2004年6月的事，而牛總說“伊利與蒙牛遲早會走到一起”是2000年的事。我不知道接受專訪的這位財經專家是一個什么樣的心態，是“不經意”地犯了一次糊涂，還是聰明人在放“煙幕彈”。

　　大家可以翻一下2000年第10期的《中國企業家》雜志。其中有一組名為《同城恩怨》的文章，該文章寫伊利與蒙牛是“裂變之怨”，文章寫道：“精明的牛根生還是不喜歡輿論將蒙牛與伊利對立起來，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貶損伊利。但牛根生透露了他內心深處一個籠統而朦朧的感覺：”以后伊利和蒙牛還會走到一起。’“

　　牛總之所以如此說，是基于他的信念：競爭的最高階段是合作，合作雙贏。有幾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這種思想：一是他在企業里堅定不移地倡導大家在提到伊利、光明等兄弟企業時，要稱“競爭隊友”，而不是“競爭對手”；二是他提出伊利和蒙牛除了自有品牌，還有一個共同品牌“中國乳都———呼和浩特”；三是他屢次強調“蒙牛伊利，本是兄弟”，“草原品牌是一塊，蒙牛伊利各一半”。

　　在他的住宅里，擺著一套茶具，是伊利股份制創立十周年時的紀念品。當時沒請他，但他自己去了。伊利的人很意外。牛總為什么不請自去？他說：“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了伊利，在那里流過的淚、淌過的汗、灑過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說感情，我對伊利的感情，實際上不比對蒙牛的差。”

　　所以，牛總要表達的意思是，紛爭是暫時的，兩個企業遲早還會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由紛爭到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種，像我們兩家這幾年合力打造共同品牌“中國乳都·呼和浩特”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在局部領域走到一起的表現。

　　關于摩根士丹利套現逐漸退出表明已到“離婚期”

　　新京報：王吉舟提出的第二個證據稱，收購伊利只需6億資金，而恰恰是在伊利出事后僅3天，也就是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就套現了6.7億多港元的現金，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孫先紅：摩根士丹利何時套現，套現多少，早就約定在先，2004年6月在上市相關文件中已有明文規定，并公示過，這是受到香港聯交所監控的。摩根士丹利這樣的策略股東，與一般的股東不同，其投資特點就是“進進出出”，用我們牛總的話說，“摩根士丹利與我們結婚，是要離婚的”。現在，它逐漸退出，表明已經到了“離婚期”，是符合其一貫策略的。既然退出是摩根的既定策略，那么，協議生效時，按部就班地套現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如果這個日子不是巧合，莫非摩根和蒙牛竟然有這樣的神機妙算，早是半年前，便料定鄭總會在12月20日前后被捕？

　　再說，即使王先生的邏輯成立，那也是摩根收購伊利，而不是蒙牛收購伊利。摩根要是想收購伊利的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投資機構難道兜里沒錢，還得用拋售股票的方式來“等米下鍋”嗎？

　　王先生號稱財經專家，財經常識自然不會不知道。

　　他這樣“內行人說外行話”，生搬硬拉，混淆視聽，讓我們的確有點兒懷疑王先生的動機。我們從網上查知，并據知情人透露，作為服務過長三角地區某乳業巨頭的王吉舟先生，是個投資顧問，長期在內地工作，只是掛名香港某基金。

　　關于外資傀儡蒙牛中方股東處于控股地位

　　新京報：專訪中說，摩根等外資股東持有蒙牛相當數量的股份，所以，蒙牛已經是外資股東的傀儡。

　　孫先紅：首先澄清一點，蒙牛的中方股東處于控股地位。王先生搞錯了。

　　但即使是站在中方股東不控股的前提下討論問題，王先生的邏輯也極其荒謬。

　　這位所謂的財經專家似乎忘了：蒙牛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眾公司———外資不持有相當比例的股份，那還能叫“海外上市”嗎？我國大部分境外上市績優企業均有外資持股情況，而且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難道這些企業也是“外資的傀儡”？在王先生眼里，不控股就等于傀儡，于是，他的邏輯必然導致這樣的觀念誤區：所有在獨資企業工作的中國人都是外資的傀儡；所有的職業經理人都是資本(無論內資，還是外資)的傀儡。用陳腐的政治觀念，對一個普遍的現代資本結構進行如此片面的解讀，有失一個專業投資顧問的水準。

　　何況，摩根100年來在全球投資的國家、行業、企業不計其數，在我國投資的企業也不只是蒙牛一家，也不只是乳品一個行業，對平安保險、南浮電池等已于蒙牛之前做過投資，為什么只對從事乳品行業的蒙牛感興趣呢？

　　具體到蒙牛來說，摩根等金融投資者，投資就是為了退出，而不是為了控制企業。蒙牛上市后，外資股東已出售了部分股份，目前的比例已降到了金牛、銀牛之下，即便按王先生的標準來衡量，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傀儡問題。

　　利用外資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引進外資是改革開放的基本內涵之一。蒙牛在海外上市的目的，就是為了“用國際股民的錢，辦中國農民的事(養牛致富)，辦中國市民的事(喝奶健身)”。6年來，蒙牛融來的20多億外資，為內蒙古增加了80多萬頭奶牛，給農業鏈條上創造了160多萬個就業機會，給運輸環節、銷售環節創造了幾十萬個就業崗位，現在蒙牛已經是全國收奶量最大的農業產業化“第一龍”，被譽為“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國最大的造飯碗企業”。

　　但是，依王先生的眼光看來，牛根生只有把利潤揣進個人腰包才算成功，否則，即便讓百萬奶農發上洋財、讓億萬消費者喝上好奶，那也是“忙來忙去，都是給人家做了嫁衣裳，根本不關中國人什么事”。

　　我實在佩服王吉舟先生，他有勇氣向全世界宣布，一個企業讓中國百萬奶農脫貧致富“不關中國人什么事”，讓億萬消費者強身健體也“不關中國人什么事”，惟獨企業家個人產權是否一股獨大才特別關乎到“中國人的事”！

　　經濟全球化，地區經濟一體化，這是全世界的經濟潮流。“用全球的資源，做全球的市場”，這將是一個國際化企業的必由之路。

　　我們引進大量外資，也不是要與國內同行比個高低，而是為了推進牧場國際化、工廠現代化，并引進國際先進管理、技術，提高民族乳業、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子孫后代創建一個百年老店，為國家民族打造一個世界品牌。

　　新京報：現在我們再來看文章提出的第三個論據：“年銷售額只有40億元的蒙牛，靠什么實現三年后銷售額達到120億元以上的飛躍呢？收購其他強大的競爭對手，直接整合別人的銷售額，看來才是惟一的制勝之道。”

　　孫先紅：這位財經專家說他長期關注蒙牛，為什么對蒙牛2004年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34.73億元的最新數據卻視而不見，偏要用2003年40億的數據？2006年離現在還有兩年，中國乳業的平均速度達30%，這給我們留下了足夠的增長空間。但這篇專訪卻將“收購”說成“惟一的制勝之道”，這樣有意回避客觀事實，我們真的不知道這位專家動機何在。

　　關于鄭俊懷挪用公款MBO只有挪用公開才能進行自救結論荒謬

　　新京報：這篇專訪討論的核心問題被解讀為，誰令鄭俊懷孤注一擲？文章認為，是蒙牛挾外資逼迫，讓鄭俊懷孤注一擲，冒險MBO.你對此有何評論？

　　孫先紅：這完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而且有挑撥內蒙古兩大乳業之嫌。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一貫頭腦清醒。我們不會因為別人挑撥幾句，然后就對打起來。伊利鄭總出事的時候，我就告訴打來電話的新京報，伊利是個好企業，即使個別人有問題也不等于企業有問題。

　　競爭到處存在，把企業領導挪用公款的原因歸結為兩家乳業的競爭，實在是聞所未聞。國內乳業中，蒙牛、光明、三鹿、完達山、三元、新希望等哪一家不曾受到競爭威脅，他們也只有挪用公款才能進行所謂“自救”嗎？中國各行業各產業的競爭也是很激烈的，也要這樣干嗎？細讀王吉舟先生的言論，感覺王先生的邏輯很奇怪，例如這一段就說不通，我給你念一下，他說：“目前，真正控制伊利股份的，只有金信信托一家，而金信信托去年以2.8億元人民幣的代價，從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買下伊利的全部國有股份，或許，這正是鄭俊懷借金信信托之手實現MBO的招數，然而，鄭俊懷這一招雖然使外界勢力的敵意收購成為不可能，卻涉嫌挪用公款，導致他鋃鐺入獄。”王吉舟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在說，股份由呼和浩特市政府掌控是不可靠的，必須由鄭總個人掌控才算安全……按王先生的邏輯繼續往下推演，有可能得出一個非常可怕的結論，是不是企業家的個人尊嚴比國家利益的尊嚴還要大！

　　再說，如果外資想收購伊利，直接收購即可，難道非得通過蒙牛來“曲線”運作嗎？

　　我還提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從目前發布的新聞來看，老鄭挪用兩筆公款的時間在2000年至2001年之間，那時候，外資還沒有進入蒙牛，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預測(外資第一次進入蒙牛是在2002年11月)———既然那時連外資都沒有，自然也就根本談不上“蒙牛挾外資逼迫”鄭總的問題。王先生見木不見林，演繹這樣荒唐的邏輯，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來源：《新京報》 作者：喬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