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終其一年，從1月1日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到12月31日李登輝訪問日本，中日之間風波不斷，態勢低迷。中日關系困境的癥結何在，見仁見智。

　　兩國對建立何種國際新秩序看法不同

　　今天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難題有很多：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領土問題。但歸根到底還是在于中日兩國對建立何種國際新秩序看法不同，努力的方向各異。日本傾向于建立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而中國致力于多極合作。

　　成為政治大國是日本的夙愿，當日本決定依附于美國的單極霸權體系時，蓬勃發展的中國，就成了日本政治大國訴求針對的主要對象。難怪中國的多極合作路線成為中歐、中俄關系快速發展的戰略推進器，但在對日方向上，不僅多極沒有共同點，合作也變得舉步維艱。

　　新問題未解 老問題突出

　　由于沒有共同的戰略基礎，戰略分歧日益加大，過去的老問題如歷史問題、臺灣問題等日漸突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給李登輝訪日放行，從實質上說，都是要打破中日建交以來日本在歷史和臺灣問題上所謂的“低姿態”，以向中國說“不”的形式來滿足其政治大國的訴求。

　　中日建交以來，歷史、臺灣問題從來都存在，但是都沒有突出出來，原因在于中日關系有一個穩固的戰略基礎：共同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中日之間舊的戰略基礎消失，兩國開始摸索新的戰略基礎。多極化的思維曾一度成為中日兩國戰略家的共同話題。對于中國而言，追求國際秩序的民主化是既定路線，接受多極化順理成章。

　　但是對于日本，接受多極化思維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那就是泡沫經濟帶來經濟大國的自負，以及日美經濟磨擦激化了反美情緒。要提升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需體現出不同于美國的獨立性，同時必須加強對華關系，這就促成了日本率先打破西方對華制裁、繼續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決斷。

　　然而好景不長，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喪失了多極化思維的物質基礎，日本陷入了戰略貧困的時代，無法與日益興盛的多極化思維呼應，也找不出冷戰產物的日美同盟繼續存在的理由。只有在日美同盟這一相對成熟的既定路線上茫然漂流(日本學者稱之為“同盟漂流”)。

　　美國的戰略調整影響日本

　　隨后，美國進行戰略調整，在同盟框架內給日本更大的權力空間；中國的高速發展與日本的經濟低迷形成顯著反差。在強大的外力影響下，日本開始認同強化美國單極霸權、鞏固美日同盟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中國是自主型戰略，主張多極合作的國際關系民主化，而日本是反應型戰略，正在滑向單極對抗，表現為親美反華。

　　但主張畢竟不同于現實。正如國際問題專家邵峰先生所說：“多極均勢過于理想化，國際關系的民主化任重而道遠。”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日益強大并且給予日本“一極”的期待，但不僅沒有克服美國的戰略引力，還在中日間形成戰略斥力，都說明中國硬、軟兩方面的實力距離多極合作的理想仍有相當的差距。

　　日本的思路更不現實。曾任日本大藏省財務官的神原英資教授最近撰文，抨擊日本保守主義者的墮落。神原指出，對于日本來說，“親美”確實是現實的選擇，但正在向僵化的、意識形態化的親美反華路線墮落，喪失了保守主義者的“實用主義”基本立場；日本的保守主義者不應親美也不應親中，為了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保持戰略的靈活性。

　　神原道出了親美反華、單極對抗思維的虛幻。單極霸權的思路，國際社會不會接受。以反華對抗來凸顯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更是南轅北轍。尤其是把歷史問題當成反抗中國壓力的象征物，嚴重削弱了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道德基礎，并將此前日本反省歷史的努力付之東流。最近，《日本經濟新聞》的一篇社論將1985年美國操縱日元升值定位為泡沫膨脹、經濟戰敗的起點(繼二戰之后的又一次慘重失敗)，而將日本挽救出來的正是亞洲的經濟振興，其主角則是中國。反華將導致日本在中國市場的邊緣化，最終削弱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經濟基礎。

　　中日應就雙方的戰略認識展開政治對話

　　有學者認為，“從理論上講，對當前國際秩序有3種認識模式：單極霸權、單極主導下的多極合作、多極均勢下的國際關系民主化”。“基于國際格局的一超多強特征和目前的國際戰略態勢，現階段比較可行的是爭取單極主導下的多極合作秩序”。

　　基于以上認識，中日間應該就雙方的戰略認識展開政治對話，對單極還是多極這樣根本性的戰略問題，可以存異，相互理解，重點在于求同，求多極合作即中日合作、互惠互利之同，揭露日本右翼以反華實現政治大國邏輯的荒謬。對中日關系無法避開的歷史問題，尤其是靖國神社問題，應該降低其戰略象征意義，還原其作為道義問題的本來面目，促使日本回到中日建交以來歷史反省的主流上來。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李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