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3日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今日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指出，在描述目前“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的分立金融監管格局時，金融業內常用的描述是“幾家監管機構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但在目前的分立監管體制下，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應當是建立不同形式的有效協調機制，這實際上已經是國際發展的趨勢，同時也是現實的金融市場發展的要求。

　　文章指出，世界范圍內金融監管機構設立的類型主要是分立與整合兩種類型。在設計目前這種分立的金融監管架構時，顯然也是借鑒和比較了不少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設立的經驗和教訓的。但是，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無論是分立還是整合，不同監管領域之間的協調都是最重要的，只不過在整合體制下表現為同一個機構內部不同部門的溝通，而分立體制則表現為不同機構之間的溝通。顯然，在中國的特定國情下，后者的難度更大。

　　文章還指出，如果把嚴格分立的監管模式(以中國為代表)和完全整合的監管模式(以英國為代表)作為整個監管模式的連續光譜的兩端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對不同監管領域溝通協調機制的日益強調，這兩種模式在國際范圍內來看正在變得日益趨近，向整個光譜的中間靠攏。就在2004年，可以發現，一種更為靈活的、介于兩者之間的監管框架正在逐漸形成。

　　文章舉例指出，意大利政府正在中央銀行、股票和資本市場監管委員會、國家壟斷局等相互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建立“常設協調委員會”以最大限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克服目前監管分散的缺陷；法國則新成立了金融市場監督機構(AMF)，主要任務是保護儲蓄和投資者，向投資者提供信息以確保股市的良好運作，并參與監督歐洲和國際股市動向；日本的金融革新計劃中也包含了建立金融服務局以加強對銀行、保險、證券公司進行全面監管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已經從許多臨時性、隨機性、個案性、程序性的安排，轉化為制度化、常規化、有實際決策內容的安排，特別是在涉及金融穩定的機構，這種協作更為緊密，例如財政部、中央銀行和各監管機構，合作的形式一般包括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如奧地利、比利時、德國、愛爾蘭和英國)或相互之間簽訂諒解備忘錄(如法國、瑞典和英國)。

　　文章提出，在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資金融通程度有限、市場整合有限的背景下，分立的監管體制有可能保持較高的效率。但是，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現有的金融機構之間建立緊密的協調機制變得更為重要。目前看來，其主要的推動力量來自幾個方面：

　　首先是以混業模式進入的國際競爭者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實際上，促使美國最終放棄分業經營體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分業體制下的美國金融機構在全球競爭中與實施混業體制的歐洲金融機構等處于不利地位。我們可以說實施混業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之后同樣需要遵循混業分業的法律規定，但是其發揮協調效應的整合能力同樣能夠對分業體制下的中國金融機構形成體制上的競爭優勢。

　　跨市場金融產品的迅速發展也使得分立的監管難度在加大。目前的金融創新中，跨市場的金融產品、通常也被稱為交叉創新的產品最為活躍，各種“一卡通”在滿足了客戶的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的同時，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打通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隔離；投資連接保險、以及保險機構大規模進入資本市場，使得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系日趨緊密，資本市場的起伏直接影響到保險行業的投資回報水平；趨于嚴格的資本充足監管和不斷提高的中長期貸款比例，也在推動商業銀行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創新，這會聯通銀行與資本市場的資產轉換；而目前正在進行的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舉措，也是一個典型的跨市場創新。在這種趨勢下，即使監管機構基于慣例確認各自的監管權力范圍，紛涌而出的跨市場創新又會迅速模糊這種邊界。

　　文章稱，與跨市場創新相伴而行的，則是金融控股公司熱潮的興起。盡管目前有不少金融控股公司沒有得到類似中信集團這樣的官方批準，但是其橫跨多個金融領域的現實已經決定了這種多元化金融機構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的現實，其對于中國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體制的影響，決不會因為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的界定而可以采取“鴕鳥政策”并忽視它。實際上，德隆的失敗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本來就是一個現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體系失敗的有力證明。

　　文章提出，2004年有多家證券類的金融機構經營出現問題，同時國有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改革的加快，凸現了在金融穩定過程中加強金融監管協調的迫切性。隨著中國金融風險分布狀況的變化、以及金融機構退出機制的逐步建立，強化金融穩定中的監管協調機制更為迫切。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中國日趨活躍的民間融資中，其中既有金融詐騙的部分，但是也確實有大量民間融資是反映了真實金融需求的、合法合規的私募金融活動，這些私募金融活動可能是貸款、債券等債務融資，也可能是股權投資等股本融資，還可能是債權和股本融合的融資形式，把握這些日趨復雜的金融活動，需要有全局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