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用途是什么？

　　《國際先驅導報》：國有資產管理的基本口號和目標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資產是否保值增值越多就越好呢？越多的話管起來不是越難嗎？

　　樊綱：我們想想，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國有企業保值增值，干什么？為什么？保值增值以后國有企業利潤越來越多，自己花的錢就越來越多，因為除了上繳了33%的所得稅，沒有要交給國家的了。而且國有資產當中有大一部分是過去國有企業職工社保、養老金這一類的收入，沒有投入到養老金形態當中去，而是存在于經營性資產當中。其中有一部分要退出來，要轉換為社保基金這一種形態。這就涉及到當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問題了。因為交給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是國有經營性資產，它的目標和任務就是管理國有資產。但這里有幾方面的國有資產形態轉移問題我們過去注意不夠。

　　《國際先驅導報》：那么，經營性資產向非經營性資產，包括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轉移，向社保基金方面的轉移，應由誰來做決定呢？

　　樊綱：誰來決策國有資產的形態轉換，這是一個問題。不要說整個國有資產轉換如何管理了，現在就連生產性資產向金融資產轉換都是無序的，因為這兩個資產管理部門是不相連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誰來決定國有經營性資產的買賣，然后是轉換為其他社會資金。現在沒有一個最高的決策機構做這件事情。雖然早已經決定了國有資產要有進有退，但國有資產重組的事情基本上沒有在大的體制框架內有序地進行。實際上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所有者缺位問題。

　　私人老板干什么？其實最后就決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決定自己的資產賣不賣，賣完了干什么？投到哪兒去？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汽車賣掉投我的企業，或者是不是要把企業賣掉買一塊高爾夫球場，從生產性資產轉到非生產性資產。第二件私人老板要做的事情就是選擇一個好的代理人，選擇一個好的經營者打理這些資產。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在做，都在想這些問題。但事情都集中在委托代理人上。委托代理人干什么？他不是干這個的。這種情況決定了沒有一個機制來處理資產形態轉化，這就叫所有者缺位。

　　《國際先驅導報》：就是說，現在并沒有一個機構來認真檢查各種資產存在的情況，從而來決定資產在各種形態上的轉化？

　　樊綱：對。企業經營可以代理，但資產形態如何轉化是不能代理的。這個職能是與所有權聯系在一起的職能，但目前是缺位的。這就導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問題，以至于連搞國有資產干什么都弄不清楚。比如，前兩年國有股減持，當時為了充保社會基金，國有股減持這個問題確實難做，要有所有者來拍板決定這個事情。難就難在，誰來授權國有資產的變賣？最高決策機制在哪里？最高所有者職能在哪里？

　　還有，我們有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以后干什么？將來能不能用國有資產干點國家需要的事情？舉個例子，假設現在開始打仗，我們要不要變賣國有資產打仗？要建航空母艦，缺很多資金，能不能拿資產來換錢？如果發生社會危機，社保基金不夠，財政收入又差許多，能不能變賣社會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來維持社會穩定？國有資產本來就應該做這些大事，為全國人民的利益服務。但需要有人來決定如何做。

　　制定國有資產管理法應該斟酌哪些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人大今年年底要啟動制定國有資產管理法的程序，你們這項研究對這個法規的制定應該是有想法的？

　　樊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應該至少是三級到四級的管理體制，最高一級就是在人代會的層面上增加一個最高的國有資產委員會。這個國有資產委員會主要做以下事情：

　　第一，要監督全部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定期提交的國有資產平衡表。我們現在有預算表，每個企業都有資產表，但整個國有資產大盤子沒有一個國有資產的平衡表，沒有一個監督管理所有資產：經營性資產，包括產業性經營資產、金融性經營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包括公共設施；資源性資產，以及資源性資產的收益。

　　第二，決定國有資產形成收入的使用和分配，這個問題早晚也要提出來。非經營性收入，還有資源性收入，資源性收入是一大塊收入。國有企業的利潤，很大程度是資源性收入，這些收入怎么分配，怎么利用，誰來決定，分多少利潤返還給企業，多少利潤拿出來搞公共建設。

　　第三，決定資產如何處置。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下一個步驟是保值增值，保值增值完了，到了最高層次，要決定保留多少經營性資產，拿出多少經營性資產來做別的。如何運用國有資產以及它的收益，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服務，為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服務。

　　第四，選擇一個好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有幾種類型的代理人，最高代理人進行最高決策。下一個層次就是現在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它的任務，就經營性資產而言，是保值增值；就非經營性資產而言，是保值、維修和維護。社保基金也要保值增值，也要能夠自我運轉。在這個層面上，就是現在需要涵蓋的方方面面的東西，最后要有一個統一的具體的構架，形成統一的國有資產平衡表。(魏睿)

　　鏈接：國有企業改革大事記

　　1979年，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第二代領導人果斷開始改革30年不變的國企經營模式，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允許企業按市場供求調節生產。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進一步把國企改革推向了體制創新的深度。300多家國有大中型企業被改造成上市公司，8成以上的國有中小型企業變成了非國有企業。

　　1999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國企改革的主要目標與指導方針，提出了“有進有退”、“抓大放小”等戰略性措施。

　　今天，中國國有企業已經擁有17萬家企業和16萬多億資產。目前，國有企業雖然僅占中國企業總數的26.74%，但產值卻占一半以上。

　　2001年，國企數量雖然比上年減少1.7萬家，但資產總額卻增加14%，國企資產在石油、交通、郵電等基礎性和關鍵性領域和行業中的分布分別比1995年增長138.9%，132.9%和254.3%。國家經貿委預計，到2005年，中國將形成30到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大型企業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