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公開信的發表，引起海內外極大震動，以個人私誼，浸透民族感情，這個角度極為自然生動，亦切合廖蔣兩人的實際，完全觸動了中華民族之深情，海島當歸祖國大陸，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中共民族大義昭然明示于天下。

　　廖承志這封公開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對臺工作中的一個重大步驟，是時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對臺工作大動作。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1980年元旦，中共對臺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說：“《告臺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臺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于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積極貢獻。”

　　1980年1月1日，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鄧穎超在會上強調，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80以至90年代全黨的重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實現這一重大任務。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臺灣的方針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議，是中央的參謀、助手，必須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對臺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臺工作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對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復修改，擬定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并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高層審批。“葉九條”發表后，引起海內外震動，體現了中共博大的情懷，也體現了中共對臺灣人民的切實關懷，受到普遍的歡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負責人的身份邀請蔣經國等來大陸和故鄉看一看。12月27日，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成立，通過給臺灣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臺灣當局，更寄希望于臺灣民眾，全面拓展了對臺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穎超主持會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出席了大會，在會上再一次闡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10月10日上午，鄧穎超又在人大會堂主持茶話會，希望參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國內外來賓，對葉劍英委員長的九條建議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大會講話充分發表意見。

　　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于對臺工作，鄧穎超高屋建瓴，思慮縝密。她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維艱，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長期的埋頭苦干，要細水長流，見縫插針。對臺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很強，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

　　1982年7月，身為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小組組長的鄧穎超看到蔣經國在臺灣發表的一篇悼念父親蔣介石的文章，文中思鄉之情濃濃。鄧穎超立即召集對臺小組開會研究，建議由副組長廖承志給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蔣經國先生寫一封公開信。

　　蔣經國1925年10月去蘇聯莫斯科學習，先后在孫逸仙大學(亦稱中山大學)、紅軍軍政學校讀書，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青年時期的蔣經國因為身受紅色赤都洗禮，還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的，對國民黨右派勢力排擠中共的那套做法深為不滿。“中山艦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時，蔣經國都曾揮淚寫信給蔣介石，并發表公開聲明，反對蔣介石的反共、反革命舉動，要求國民黨回到與中共團結合作的正確路線上來。

　　然而，畢竟是道不同，蔣經國最后成為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的繼承者。臺灣海峽是國民黨憑借的天塹，加上美國軍艦的駛入，他們可以與中共暫時不再往來，像駝鳥一樣，自顧而無視世界潮流，然而，畢竟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臺灣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天塹嗎？中共決定將統一祖國提上議事日程，作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那么，怎么向對岸溝通呢？自1949年以來，國民黨堅持不接觸，中共與國民黨的公開“交往”，只是炮擊金門和福建前線的“對敵”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