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滄桑，在中共黨內，能自然而然地與蔣經國稱兄道弟的人不多了。這份兄弟情，當然也包含了復雜的糾葛和豆萁相煎成份在內，但不管怎么說，渡盡劫波兄弟在嘛！

　　廖承志之父廖仲愷是蔣經國之父蔣介石之“同志”，廖家與蔣家的淵源深厚。黃埔軍校成立時，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則為黨代表，母親何香凝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與廖仲愷同為孫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出現思想路線上的嚴重分裂，左右兩派一時水火難容，國民黨親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愷慘遭右翼分子殺害。何香凝相信殺廖乃蔣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證據，而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明目張膽這么干，所以，兩家關系依然沒變，黨內還是同志，但實存心結。廖、蔣兩家后代雖有往來，恩怨情仇卻是深深難解。

　　1949年，新中國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恢復工作，更名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這層家族關系，廖承志與蔣經國既是兒時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與蔣經國同時在中山大學就讀的同學中，有一批人后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林祖涵、烏蘭夫等。

　　此時，廖承志站出來寫信，從個人角度，顯示了廖家的大度，殺父之仇是上輩人的事，可以暫時不論，民族大義卻是不可隱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闊！此信寫得文采斐然，古風撲面，溫潤感人，絲絲入扣，確實令人印象極深。在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白話文一統天下，廖承志的這篇淺近文言公開信，對于尚屢屢使用文言文的臺灣，無異有著較強的親和力，顯示了特殊年代溝通海峽兩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現了共產黨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長的口吻對蔣經國予以鼓勵和勸慰，甚至訓誡，有相當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誼力量。

　　當然，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雖是個人名義，實際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國家統一是中國歷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國億萬百姓的恒愿。現今，中國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臺灣問題便擺上了桌面，是時，廖承志負責臺港澳事務，深感責任重大，聽了鄧穎超的意見，他亦感到，現在出面利用自己與蔣家的世交關系，采取多種形式先與臺灣當局溝通，為日后兩黨坐下來商討統一之事創造條件是切實可行的。

　　鄧穎超與廖承志一起推敲公開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總理當年在張治中給臺灣故舊公開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歸何待”的話，稍加變動，又引用了魯迅的著名詩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極為感人，又道理鏗鏘，這都是鄧穎超的妙思。正是在鄧穎超領導的有情有義的對臺工作推動下，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終于放棄了“三不”政策，開放了對祖國大陸的探親旅游，邁出了打破兩岸阻隔的第一步。

　　以蔣經國為首的臺灣當局，在與祖國大陸的溝通上立場極為頑固，認為這是中共“統戰的詭秘伎倆”，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開信轉到了蔣經國手中，蔣經國戴著老花鏡，讀著廖承志的信。他讀了此信作何感想，是否也受到感動？尚不得而知，據說蔣經國看畢默不作聲，不置可否。

　　盡管如此，他還是在考慮怎樣來回復，對廖承志的公開信，“來而不往非禮也”，蔣經國不能默不作聲，要公開表明堅硬的立場，以表示臺灣當局對中共“統戰陰謀”的一貫回絕態度。于是，經蔣經國授意，臺灣當局搬出時為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請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說，“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盡管表面上如此，實際上蔣經國已在考慮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了，他的密使已經啟程趕赴北京。盡管聯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意，遲遲不入正題，但到1985年，蔣經國已是滿身病痛，與大陸的聯系就更急迫了。當時，由于發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臺灣的國際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陸方面，由于鄧小平復出后堅決推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熱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資金向大陸迸流，鄧小平本人也連續兩年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年度風云人物”，在臺灣民眾中享有很高聲譽。由此，蔣經國認識到，不能不加快臺灣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國會”全面改造，黨務革新及加強社會治安等多項重大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