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3日電 《中國經濟時報》今日載文指出，“如果世界綜合平均發展成本為1，則中國的綜合平均發展成本為1.25。也就是說，在世界平均發展水平下，用1美元可以辦完的事，在中國辦成要花費1.25美元。”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的這一研究結論，為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做了注解：中國相對貧乏的人均資源和生存空間，以及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發展成本，決定了其經濟發展的方向，只能是別無選擇地走上循環經濟的道路，這也是多位循環經濟專家的一致看法。

　　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目前，加快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正日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共識。從中央到地方，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都已將發展循環經濟作為最重要的考量標準和模式。

　　為什么發展循環經濟在中國顯得尤為迫切？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主任孫佑海認為原因有三個：第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消費規模的擴大，固體廢棄物日益增多，這就產生了怎樣處理固體廢棄物的問題。第二，環境污染嚴重。在世界上，我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居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第二，尤其是后者的增長速度比較快。同時，水污染等問題在我國也日益嚴重。第三，更為重要的是，資源短缺問題日益突出。過去那種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強調GDP的排名，而不顧環境承載能力和資源可持續供應的發展方式，必將為現實所擯棄。

　　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石油消費量為2.67億噸，進口原油9700萬噸，對外依存度達36%。2004年中國石油消費量2.92億噸，進口石油1.23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已達42.1%。對國外資源的依存度日益增高，必然對國家安全增加不利因素。此外，目前煤炭年生產量已經達到20億噸，隨著到2020年GDP將比2000年再翻兩番，對煤炭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加。

　　在資源耗費加快增長的同時，中國資源的利用率卻相當低。2003年，中國實現的GDP約占世界GDP的4%，但是為此消耗的各類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卻遠遠高于這個比例。其中，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水泥的消費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費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單位GDP資源消耗過大，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短缺的壓力。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量也進一步增加，怎樣解決資源的短缺問題已是關系到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下，發展循環經濟的問題必然會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研究員石磊認為，中國高度重視發展循環經濟，是對現階段經濟高速發展所遭受資源環境約束瓶頸的反思，更是對未來國家的良性發展和綜合競爭力提升的訴求。一方面，大家已經清楚看到了油荒、電荒、煤荒所凸現的經濟發展資源“瓶頸”，看到了局部在改善而整體在惡化生態環境的艱難態勢，看到了現有發展模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大家也意識到中國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及和平崛起的渴望，意識到今后一段時間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資源環境的壓力和發展的動力共同造就了我國所需要面對的“發展窄路”，也成為提出科學發展觀、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深刻背景。

　　循環經濟的文化基礎和實踐基礎

　　雖然目前對循環經濟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定義，但對循環經濟中含有“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饋過程，國內學界已基本形成了共識。

　　孫佑海認為，中國發展循環經濟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和實踐基礎。我國廣大勞動人民崇尚節儉、盡量做到物盡其用，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文化基礎。發展循環經濟在中國有一個內涵不斷擴大、思路逐步清晰、重點不斷調整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國家通過法律法規、政策激勵等措施，鼓勵企業開展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工業“三廢”的“吃干榨盡”；從1994年開始推行清潔生產，現在又倡導發展循環經濟等等，這些都是我國尋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踐探索。可以推斷，循環經濟將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實現途徑。

　　循環經濟與資源節約綜合利用、污染治理、清潔生產，既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階段、人均資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國來說，循環經濟首先是一種資源節約戰略。它追求的不是簡單地降低資源消耗，而要使資源盡可能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從而達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減少廢棄物排放的目的。西方主要國家的工業化過程是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資源掠奪性開采為特征的。無論從政治理念還是從經濟可能性來講，中國都不具備按照這種模式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條件。在許多重要礦產資源不能自給、不少地區水土資源十分稀缺的條件下，尤其應將資源節約放在重要的戰略地位。

　　此外，循環經濟的另一個題中之義是減少污染物排放。因此，發展循環經濟本身就是重要的環境保護措施。孫佑海說，工業污染防治的最初措施主要是“末端治理”。這是一種只投入而不產生經濟效益的措施，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早已放棄了這種費而不惠的解決污染問題的技術路線。與此相比，清潔生產強調生產的全過程控制，通過清潔生產審核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削減污染物排放。實際上，這也是企業層面循環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循環經濟發展的驅動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周宏春研究員認為，中國當前發展循環經濟的緊迫性不言自明，但是，發展循環經濟不是一件能夠自動發展的事情，需要市場機制即利益驅動與政府干預的雙重作用。

　　那么，在市場條件下循環經濟能否自動發展呢？自然要素的循環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同樣，使經濟體系中的物質在市場條件下循環流動，也需要投入。對企業而言，這就是機會成本：如果不產生利潤，企業就不會發展循環經濟。

　　周宏春分析說，從減量化角度看，減量化的途徑主要有節約降耗、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等。從宏觀上看，這些措施有利于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環境保護，因而是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好事；從微觀層面看，這些行為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企業因而應該是有積極性的。多年來，我國在推進節約降耗、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績，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廢棄物甚至成了搶手的東西。

　　既然發展循環經濟有利可圖，為什么還需要國家出臺優惠政策以資鼓勵呢？周宏春分析，這是因為：其一，中國的自然資源相對廉價；其二，污染物治理費用沒有完全進入產品成本，由生產者承擔。這就導致原本可以由市場解決的問題，還要國家政策引導。清潔生產也是如此，中國從1993年開始提出清潔生產，2003年《清潔生產促進法》正式施行，但并沒有得到普遍推廣。原因在于，清潔生產產生的效益，還不足以引起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領導的重視，即我們的“政績觀”還存在缺陷。從資源化方面看，中國資源的再利用、循環利用可以說世界各國做得最好的。然而，由于缺乏相應的標準和監管措施，一度出現許多不規范行為，如“地溝油”、“黑心棉”以及報廢汽車的“五大總成”等。此外，由于發展階段和統計方面的原因，我國的資源回收利用率還明顯低于發達國家。這些都需要政府有形的手發揮作用。

　　從技術經濟角度看，垃圾減量化和無害化更需要國家政策扶持。周宏春舉例說，利用電廠的脫硫石膏，在著名的丹麥卡倫堡生態工業園中是經濟的，在我國的情況就不同了：由于買天然石膏礦成本較低，而用脫硫石膏要上設備進行預處理，就不合算了。一般而論，企業的廢物既不處理也不綜合利用而直接向環境排放，是最經濟的。一個地區將污染型企業轉移出去是減輕環境壓力的最經濟途徑。因此，制定環境排放標準，加大執法力度，披露環境信息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的強制措施。只有使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內在化”，才能促使企業主動開展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發展循環經濟，并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周宏春說，總之，法律強制和經濟利益是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無論是法規還是制度，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統計指標，都不是市場所能解決的，而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發展循環經濟離不開政府的推進，即政府要為循環經濟的發展創造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李成剛 李慧蓮 孫超 徐偉 張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