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的7月11日，是鄭和率大明帝國的龐大艦隊七下西洋的處女航。

　　600年后的今天，很遺憾，除了政府把今天定為國家首個“航海日”是個亮點外，在紀念這一事件的著眼點、排場和陣勢上，我更多看到的仍然是商業炒作。

　　愚以為，就中國當下面臨的嚴峻海洋戰略態勢，借紀念鄭和七下西洋600周年，舉國上下亟須反省和檢討中國的海洋戰略，喚醒國人的海權憂患意識，而絕不是重新陶醉于當年天朝大國的富庶與威儀。

　　鄭和七下西洋比哥倫布跨洋大航海要早半個世紀。可嘆天朝大國的海洋之旅除了排場、規模與時間堪稱世界第一，卻無明確的經濟、軍事、文化等戰略目標。

　　稍后的西方跨洋大航海卻不同了，由一系列新發現作依托，海洋貿易開始席卷全球，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科學技術彼此借鑒，為隨之而來并持續數百年的西方工業革命開拓出巨大的市場。

　　反觀我們，鄭和七下西洋的終結日，卻是持續5個多世紀的海禁政策盛行時。

　　“制海能力決定國家興衰！”19世紀，馬漢以軍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著就迄今仍深深影響大國發展的《海權論》。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更加離不開海洋。石油需求，已有一半須依賴“海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95%需要依賴“海洋”交易。未來國家經濟的重要構成———海洋經濟，必須以海洋作為母體和舞臺……

　　可是，與中國對海洋的巨大且緊迫的依賴相對照，國人的海洋意識令人汗顏。現有的海洋經濟與我們所擁有的萬里海疆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極不相稱，甚至于對海洋的自然認知、考察與研究，我們也無顏面對江東父老。

　　而更令人揪心的是，中國的海權正遭遇周邊國家的輕蔑與挑戰……

　　于今，我們對海洋、海權的憂患與主張，我們強調的“在現代文明的海洋里‘再下西洋’”，不能僅停留于對海洋的開發利用和對海洋權益的維護層面。因為以大歷史觀和大文化觀視之，海洋正越來越代表著這個世界的“主流文明”。

　　中國要想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只能在本世紀別無選擇地接軌這個世界的“主流文明”。(來源：中國保險報；作者：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