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打眼的就剩下門口的牌子

　　北京市西城區的西四東大街甲6號。

　　這是個逼仄的門面，門在中間，兩邊的大窗像兩堵墻一樣透不過光線，窗外的鐵柵已經很久沒有開啟過了。這使處在絨衫店和玩具店之間的招領處呈現一種蕭瑟景象。

　　這個老舊的二層小樓，惟一打眼的就是門口那個藍底紅字的牌子，上面寫著“北京市公安局揀拾物品招領處”，后面還有接待時間和聯系電話。

　　在這里工作著五個老警察，科長陳衛民，職員王運宗、劉衛民、崔寶林、張金陵。他們平均年齡48歲左右。

　　雖然是中午，但招領處的大廳里仍然見不到光線，這個坐南朝北的房子一年四季都是陰暗的。

　　幽暗的大廳里被分成兩半，橫豎擺放的幾個展柜和木架占據了前部大半空間。一些看起來飽經歲月的桌椅和沙發搭建了后面接待和辦公的地點。

　　此時只有劉衛民一個人在，他雙腿跪在屋角的沙發上，面朝墻，那只拿著放大鏡的手在墻上不斷移動，他在尋找電話號碼。

　　一張北京城區地圖，下方印著一串串的數字，都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屬各單位的電話號碼。

　　劉衛民來這里才一年多，跟其他人一樣也戴上了花鏡。“這里燈光暗，來這的人眼睛都花了。原來我工作的條件好，朝陽，陽光充足。”

　　一年半以前，劉衛民還在犬類管理科當科長，這個因電影《卡拉是條狗》而為人熟知的部門，掌管著城市狗族的戶籍與命運。2004年底，因為年齡大了，劉衛民來到了這里。跟劉衛民一樣，張金陵也是從裝財處的管理崗位上退下來的，因為身體不好，張金陵今天請了病假。

　　劉衛民的工作是從遺失物品中找線索，好順利地把它們歸還給失主。這個工作沒有任何懸念可言，它與福爾摩斯抽絲剝繭般的分析推理全然無涉，通常就是按照身份證上的地址寄發信件，或者按工作證上的單位打電話聯系失主本人。

　　終于，劉衛民找到了他需要的東西——戶籍科的電話號碼，他雙手撐著沙發站了起來，走到桌旁拿起話筒，“喂，你打戶籍科的這個電話問問……好，不客氣。”

　　他已經記不清這種電話已經接過多少，詢問的內容多與他們的工作無關，有問路的、問電話的，還有丟了東西來尋求心理安慰的。

　　“就因為我們門前牌子上有公安局三個字，老百姓有事就找這里，他不管你這警察是干什么的。”經常有一些到北京上訪的人也會摸索到這里，“我們跟他說明情況，他了解后走了，不出半小時就又回來了。很多時候，他們就是想找人說說話。”

　　“我們這里的事比較雜，也比較瑣碎。”說這話的是科長陳衛民。2000年底來到招領處的陳衛民是通過公開競聘擔任這個職務的，今年49歲的他已經超出了這個職務任期年齡，但在這個被視作老同志工作所在的部門，管理者通常會干到退休。

　　招領處5個人每天晚上都在這里輪流值班。“你得保證24小時電話都有人接聽。”因為招領處的電話寫在公用電話簿的前面，很多電話都打到這里來，包括鄰里間糾紛……

　　陳衛民他們還曾經幫群眾抓小偷。那次小偷剛從公交車上跳下來，臉上粘著血跡，正要跑，看見陳衛民他們穿著警服的人出來了，腳就釘在地上不敢動了。

　　“遇到這些事我們都先管，然后再去處理自己的工作，因為大家都穿著這身衣裳。”。

　　下午兩點不到，王運宗推著他的自行車走了進來，這個個子不高的溫和男人，在這里已經工作了24年。

　　車前筐里裝著青菜，他才從位于北京南三環的家中回來，因為家里有生病的老伴和老父親。他每天中午都要騎車半個多小時回家做飯，然后再回來，這種狀況持續了20多年。

　　“這項工作就是默默無聞的工作，成不了家、寫不成文。”王運宗說。

　　放到招領處的物品通常會在這里保存三個月到一年的時間，過期無人認領，招領處將按照規定到指定部門變價處理，所得款項直接上交北京市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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