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是靠美德，這就受限制”

　　招領處里的空間并不寬裕，對于失物存放，只有前廳和后面的兩間庫房。但空間目前并不是問題。因為相較于以前，現在送來的撿拾物品數量要少得多。

　　北京的人口數量相較于30年前翻了一番，流動人口也多，城市建設拓展到了六環的位置，但招領處接收的撿拾物品數量急劇萎縮。

　　2005年，招領處接收各類物品1463件，比30年前1975年的122萬余件(其中11789件是建卡登記物品)，減少了800多倍。

　　“往這里送東西的個人非常少，一年也就三兩個。大部分都是派出所、社會上的出租車公司、百貨商店交來的。”王運宗接收的物品里，派出所送來的占大多數。即便是類似于商場等社會單位，把撿拾物品上交的也不多。

　　“沒有法規約束這事兒，只是憑群眾的慣性思維來做——撿到東西交警察，純是靠美德，這就受限制。”王運宗說道。

　　一旁的劉衛民插話道，“你隨便找個路口，你看有多少人是按照紅綠燈過馬路的，這還是在北京。光靠道德不夠，必須有個法規規定個底線。”

　　陳衛民在剛來招領處時，每年接受撿拾物品3000件左右，近兩年一直維持在1400件左右。作為北京市惟一管理撿拾物品的機構，這反映了整個城市撿拾物品上交數量的下滑趨勢。

　　數量的下滑只是變化的一角。

　　走進招領處后面的兩間庫房，南窗的光線被幾個大貨架遮擋得嚴嚴實實，空氣散發著一種倉庫中獨有的霉味。

　　五花八門的東西堆滿了貨架，電飯鍋、雨傘、舊衣服、鞋、舊皮箱，在角落處還能見到很多款式各異的拐杖——實在無法想象失去它們的失主是如何走回家的。

　　“以前送來的東西還消毒，現在也不了，破衣服直接銷毀。”老警察王運宗在這里擔負著倉庫管理員的職責，每次有東西送來，他都要把里面的東西分門別類，一項項地整理干凈。許多時候，打開袋子里的衣服，會發現里面裹著已經腐爛的水果或長毛的食品。

　　很多東西上面還有主人汗漬的味道，這些裝在塑料袋、皮箱里的物品被打開時，整個屋子立刻就變成了一間“毒氣室”。

　　“每收拾一次東西都弄一身土，什么樣的東西都有。一些東西看起來沒有什么價值了，白給也不會有人要。好點的我們挑出來直接擺到展柜里。”

　　王運宗所謂的“好點的”是指放在大廳里的那幾個展柜中的物品，它們被分成三類，一類是在靠近大門的木板上掛著的一串串大大小小的鑰匙；一類是碼放在木架上的各色錢夾；其余的是放在幾個大展柜里的物品，那里面有相機、手表、手機等物品。它們中間很少能見到當下的款式或昂貴的物品。看著它們，你感覺自己更像身處于街邊巷尾的舊貨商店。

　　“我們這邊值錢的東西數量很少。”陳衛民回憶這兩年招領處接收的最貴兩件東西，一個是SONY的DV一部，他估計市價應該在五千元左右，另一個則是前兩年由地鐵安全管理辦交來的一部投影儀，這部價值一萬多的物品因為無人認領已于去年變價處理。

　　鑰匙、皮夾、證件、相機、手機，這些身居前廳的物品，通常具有可以上網找失主的資格，其他物品很少。能上網的一年不過二三百件，占物品總量不到20%。

　　“真正值錢的東西現在收不上來。”陳衛民說，因為這很多人常開玩笑地說他是“破爛王。”而社會上，卻常有人丟失值錢的物品。

　　而一個在別人看來很普通的東西，有時卻對失主有特別的價值。

　　陳衛民講了個故事，一位老人在西單商場丟了一雙手套，在得知商場已經將手套交到招領處之后，讓自己的女婿特意打車到招領處來認領。在外人眼里那雙手套可能連五元錢都不值，更別說那幾十元的打車費用，但老人就是要自己的那雙手套。

　　但這種事畢竟很少，西單商場送來那一箱手套中，只有這一副回了“家”。

　　招領處正在被社會遺忘

　　在招領處的墻壁上掛滿了失主送來的錦旗。每面錦旗上都掛滿了灰塵，大部分都是上世紀的。

　　從2000年搬到這里后，招領處就很少再收到錦旗。“來這里的人也少了，交通也不如以前。這趨勢是年年遞減的，一年一年跟過去就沒法比了。”王運宗告訴記者，現在這個房子是租的，一年30萬的租金，馬上就到期。

　　因為一直在臨時地點辦公，所以到現在招領處也沒有辦法安裝公安專電。

　　崔寶林負責失物信息上傳網絡的工作，因為沒有專電上不了公安網，他只能每月一次到總隊去上傳失物信息，這讓招領處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包括在查詢失主信息時也受到限制。“比如我們撿到一個身份證，用普通電話打到對方的派出所，他們是不愿意協助查詢的，這里涉及到保密的問題。”

　　即使是“社會網”(internet)招領處也是在去年年底才安裝上。

　　“這種通訊不暢也影響了招領處的歸還物品數量。”陳衛民說，對失主比較重要的是一些證、卡，通常會在派出所存放三個月，找不到失主的才會上交到招領處，招領處因受上網條件限制只能一月上傳一次信息，結果，即使聯系到失主，東西也沒用了——失主該補辦的都補辦完了。

　　“招領處的工作實際是在萎縮中。”在陳衛民來到招領處之前，這里有一個正科兩個副科，在他接任時，已經不存在副科的編制了，人數也只有14人，經過2000年后2003年的機構人員下沉(下到分局、派出所)和退休，人數變為現在的5人。

　　“現在收的東西少了，跟人少也有關系，像以前我們有兩輛車，人也多，有專人跑外聯到各單位進行宣傳。”因為人少，現在招領處的工作分工已經不明確了，很多事情需要五個人一起來做。

　　即便這樣，還經常因為臨時任務而被抽調人手。2005年的春節，招領處只剩下陳衛民和王運宗兩個人，輪流值班了一個多月。今年夏天，張金陵還會被抽調一個月，押送未成年人回家鄉，去年被抽去執行這項任務的是劉衛民。

　　“招領處有三老，房子老、東西老、人老。”崔寶林說，以前招領處的家具上面還雕有毛澤東詩詞——“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現在的家具也多是上級機關換下來的。

　　“你采訪我們這里一般上面都會同意，這里需要宣傳。”王運宗說，“精神文明建設是提倡，但它是個軟指標，花很大的力氣不一定會有很大的變化。我們這里從來沒有立功的，歷史上就沒有三等功，二等功更不用想。”王運宗說。

　　現在的招領處，來人稀少，有時一天來不了一人。那種各界人士來參觀的熱鬧景象早已經不見了。王運宗說，“為了密切警民關系，幾年前招領處還主動聯系學校來這里參觀，對方也沒有直接拒絕，但后來都沒有來。”

　　陳衛民講，有一次，一個三年前丟東西的人走了進來，詢問招領處里是否有他丟的東西。并不是因為他找東西找了三年，而是在路過這里時才發現原來北京還有這樣一個機構，于是就進來問問。

　　知道北京有這么一個專門管理撿拾物品的部門的人，已經不多了。

　　(《中國新聞周刊》；何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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