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有規章卻沒有具體的操作性規定

　　第三，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法，或者是規章，但是具體的操作，程序性的規定沒有，所以難以執行。

　　比如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現在轉移支付不規范，轉移支付不規范的重要特點就是一般轉移支付太少了，占的比例太少了，大量是專項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就是上面戴帽的，現在到底有多少專項轉移支付，有多少項目，我可以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涉及到這種轉移支付的有幾十個部門，比如說農民資金，大概有十幾個部門涉及到農民資金的問題，分工很細，因此就出現了大類項目、小類項目都要由中央一些部門來審批。我們最近也做了一些調查，有的部門應該是管全國一些重要資金的部門，審批的項目最小的平均下來4萬多塊錢，有的部門審批項目不到20萬塊錢，我們想中央部門干嗎要審批這些東西，成本太高。中央轉移支付的渠道就像一條水渠，是很長很長的，從中央部門一直流到一個村，這個水渠是要滲水的，有的時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沒有了。你說這完全是哪個部門的責任，它也不是，確實是有歷史遺留很多的問題，加上我們改革過程當中有成功的一面，好的一面，也會遺留一些消極一面的東西，這樣形成長期積累。

　　比如說，要對地方進行規范的轉移支付，你必須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得非常清楚，哪些事地方辦，哪些事中央辦，事權劃分清楚錢才能清楚，中央要保證地方的基本運行。怎么保證基本運行？就要定員、定機構、定標準。現在我們有很多的標準都是沒有的。我舉一個例子，國家機關一個人到底應該有多少辦公面積？到底每一個公務員手上掌握的現代辦公工具是什么標準？有的單位是兩臺計算機，既有臺機又有手提，很闊氣，但是有的單位沒有。有的辦公條件是新房子都蓋了，老房子還在維持。這樣就要做大量的工作來制定標準，你那個地方有多少人，有多少機構，應該怎么運轉，標準制定好了，才能測算出自己能收多少，我能保證你運轉給你多少。現在不是，現在哪遭災了給一點，哪出事了給一點，是這樣的情形。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是哪個部門的問題，而是整個政府包括財稅要深化改革的問題，就是很多制度都有，但是無法操作。

　　比如說2005年，我們對20個省市區地方預算進行抽查，中央預算編入地方預算是3444個億，占中央實際轉移支付是多少？占中央實際轉移支付的7733個億的44%，就是中央轉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沒有納入地方的財政預算，完全脫離了人大的監督，有的都脫離了政府的監督。所以這里面有很多東西是需要深化研究，去做很多具體細致的操作性規定，現在沒有。所以，有一些東西我們喊了很多，要深化改革要怎么樣，但是如果這些具體問題不去研究，有很多問題我認為只在口頭上，是深化不下去的。

　　關鍵就是浪費得太多，有的部門，有的單位蓋一個辦公樓要花幾十個億，有的縣、鄉蓋的辦公樓都是非常闊氣的。

　　不落個人腰包不等于不違法違規

　　最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理念上的偏差，就是有一種觀念，只要不落入個人腰包就沒有什么。

　　同志們，有一點違法違規但不落個人腰包就沒事這種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有一些不落入個人腰包比掏個人腰包還要嚴重，有一些浪費和因為領導人決策失誤而帶來的損失不是幾百萬、幾千萬的問題。現在都在講節約型社會，節省資源，這非常重要，還要有創新，現在就是不創新，手稍微緊一緊，節約一點，從水、從電、從紙，從各種費用節約一點，全國一年恐怕就是幾千億。我們調一次工資很難，這沒錢那沒錢，調幾十塊錢難得很，但是實際上我認為緊一緊，省一省，我覺得還是有潛力的。關鍵就是浪費得太多，有的部門，有的單位蓋一個辦公樓要花幾十個億，有的縣、鄉蓋的辦公樓都是非常闊氣的。當然說到底，我覺得還是與我們缺乏明確的標準有很大的關系。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問題，不能以賺錢落不落個人腰包為標準，而是要看是不是按照國家規定，是不是給國家造成損失浪費，是不是節省了國家的資金，這是很重要的，人們在理念，特別是領導的理念上應該有所注意或者是有所增強。

　　這是我所說的第一個大問題，如何看待違法違規的問題這么普遍，屢查屢犯，我覺得是有體制、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人們理念上的原因。

　　現在我們國家監督的力量是很多的，人多、部門多，一方面造成一個問題，重復監督、重復檢查。還有就是“龍多不治水”，誰都能檢查，誰都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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