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階梯電價” 積極意義不可否(2)

　　話題三

　　能否緩解煤電矛盾

　　解讀：需推煤電聯動

　　階梯電價將給電企帶來一定的好處，但在我國以工業用電為主體的用電格局下，這不是解決煤電矛盾的關鍵”

　　一直以來，市場煤與計劃電之間似乎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不僅造成了每年“煤電頂牛”局面的出現，更讓電力企業難逃冬季虧損。昨日，就有消息稱，近期煤價的連續上漲使五大發電企業突破了50%的虧損面，全行業虧損局面可能再次出現。該消息還稱，“國家發改委相關司局已召集五大發電公司座談，就電煤價格問題及發電成本征詢意見，并醞釀在合適時機對局部電價進行調整。”

　　對此，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階梯電價剛剛向社會征求完意見等因素的存在，短時間內再次上調工業用電價格并不現實。然而，即將實施的階梯電價是否能緩解一直以來的煤電矛盾？此前，有關專家就將階梯電價、補貼、減稅等作為疏導煤電矛盾列舉的手段之一。

　　事實上，已經有人測算過，居民階梯電價方案可使電費增收100億元左右，如果進行換算，全國用電量每度電則約為2.8厘錢。繼而按照“征求意見稿”的要求，實行階梯電價后電網企業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彌補脫硫成本增加、居民用戶電表改造和彌補發電企業燃料成本上漲等項目支出。“如果彌補發電企業燃料成本上漲能夠占到1/3，充其量每度電也不到1厘錢，又如何能夠彌補電企的虧損？”根據這個測算，吳鐘瑚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所以，從總體上看，雖然階梯電價的實施，可能彌補電力企業的一部分損失。但是，煤電之間的壓力很難完全通過階梯電價來緩解。”吳鐘瑚總結說，“電價改革的關鍵要建立符合市場規律的長效機制，政府和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制定并且監管電企的合理利潤率或成本變動的幅度，容許企業隨著燃料成本的變化，在市場環境下自主調整價格。”

　　林伯強則直言，階梯電價和緩解煤電矛盾間幾乎沒有關系。“不能否認，階梯電價將給電企帶來一定的好處，但在我國以工業用電為主體的用電格局下，這不是解決煤電矛盾的關鍵。”他說，只有有效推動煤電間的聯動，才能緩解煤企和電企之間的矛盾。

　　話題四

　　如何破除“偽接軌”

　　解讀：別拿歐美說事

　　中國的絕對電價與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發達國家的電價里包含服務成本，而且，發達國家有比較成熟的電價補償機制。這都是中國目前不具備的”

　　此前，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回答媒體提問時指出，目前，居民電價整體不具備下調的基礎。近年來，全球煤炭等能源價格持續上漲。2003年到2009年間，歐洲各國工業電價年均上漲約10％，居民電價年均上漲約8％；我國除居民外的其他行業電價年均上漲4％，但絕大多數地區居民用電價格一直未作調整，導致居民電價與工業電價比價關系嚴重失調，“這既與國際上居民電價高于工業電價的慣例不符，也與當前較高的能源價格不相稱”。

　　“國際慣例”、“全球能源普漲”，在崔新生看來，這一次，如同此前成品油漲價一樣，中國又與國際接軌了。“不要動不動就與國外比較。”談到階梯電價，崔新生無奈地說。

　　在崔新生看來，當前，中國的絕對電價與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發達國家的電價里包含服務成本，而且，發達國家有比較成熟的電價補償機制。這都是中國目前不具備的。”崔新生如上說。

　　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孫立堅。他指出，比較中外電價，不能簡單看絕對電價差別，要看相對電價。所謂相對電價，是指電價占總收入的比重。

　　此外，孫立堅還提醒，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發展階段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他分析稱，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投資拉動。現階段，工業發展對資源的依賴度仍比較高。而歐美經濟增長則主要依靠消費支撐。相應的，也更能承受成本較高的能源。

　　他告訴記者，很多國家處在發展中階段時，往往采取要素價格補貼的方式幫助企業降低成本，甚至管制資源漲價。

　　“不考慮中國的發展階段，希望通過水、電、煤漲價倒逼產業轉型，可能導致本來應該進入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本轉向投資領域，將對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帶來負面影響。”孫立堅不無擔憂地說。

　　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孫立堅還強調，現在的中國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而言，貧富差距更大。他說：“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被平均增長了。資源性消費增加對他們的生活質量有很大影響，階梯電價如何實施，一定要考慮到低收入人群的實際困難。”

　　記者了解到，在發達國家日本，政府專門制定了階梯電價下限。用電量低于下限的居民甚至可以不繳納電費。這一政策顯然主動偏向最底層居民。

　　孫立堅關注低收入人群，崔新生則從行政層面考慮問題。他指出，實際上，國際能源價格相對于通脹而言，并沒有上漲。中國的能源行業行政成本大大高于發達國家。電價問題總想著與國外比，籠統出臺一個階梯電價制度只會給行政集權留下更大空檔。

本期嘉賓

　　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源經濟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吳鐘瑚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強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孫立堅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