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康:坎昆不能失敗,也不應該失敗(2)

　　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各個層面都有良好的溝通機制。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確實存在分歧。分歧的核心就是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努力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義務。

　　我們始終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達國家應在率先減排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方面,率先采取行動。我們希望美國在這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同時我們也向美方明確指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維護自己的發展權利和適當的排放空間。我們愿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但是這些義務絕對不能超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范圍。

　　如果一些發達國家為了躲避自己應承擔的義務而轉嫁責任給中國,或者把它應履行的責任跟中國掛鉤,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們也不贊成所謂的“中美共治”。這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不是我們想追求的。過分夸大中國的作用,把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國家放在一個平臺上,也不合適。我們希望氣候變化談判在聯合國的主渠道下本著公開、透明、包容的方式進行。

　　透明度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問題

　　《21世紀》:美國之前將提供資金支持和減排透明度掛鉤,以此施壓中國增加國內減排行動的透明度。現在美方的這個企圖有沒有變化?

　　黃惠康:前不久一個新聞說,一直有人指責中國透明度不高；還有人認為,坎昆會議能否取得進展,就取決于中國能否在透明度問題上做出讓步等等。依我看,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第一,所謂的透明度問題,具體來說就是“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和“國際磋商與分析”。如果說,透明度是一個問題,那它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問題。根據議定書和公約的相關規定,發達國家減排指標的落實情況是要接受“三可”核查的,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情況也是要接受“三可”的。

　　這是強制性的義務。避而不談發達國家“三可”、片面地單方面地來談發展中國家的透明度問題,或者將發達國家的“三可”與發展中國家的透明度問題混淆起來,是本末倒置。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提高透明度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接受了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支持的國內減緩行動,是要接受“三可”的,沒有疑義。至于沒有接受國外資金和技術援助的純粹國內自主的減緩行動,那它就不是“三可”的目標。

　　“國際磋商與分析”與“三可”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適用的規則也是不一樣的。“國際磋商與分析”最基本的原則是,要尊重國家主權,不是侵入性的,也不是懲罰性的,它的目的主要是協助和幫助,以及信息的分享。

　　我們認為在坎昆會議上可先就大的原則性的問題達成一致,具體的細節可以繼續討論。

　　中國不對“過分要求”讓步

　　《21世紀》:坎昆會議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說坎昆需要妥協,“最后的結果,應該是一個大家都不滿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您怎么理解這個“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