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傷哥本哈根 坎昆氣候談判信心需鼓勵

　　哥本哈根的慘痛經歷挫傷了領導人們的信心，這也意味著坎昆會議不會吸引更多國家高級別領導人的關注。然而，聚集在坎昆的人們仍在努力，為了一個令“每個國家都感到不高興的妥協結果”

　　當地時間12月4日晚8點至10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墨西哥坎昆會場，兩場內容相關但立場截然不同的邊會(Side Event)同時進行。兩場邊會的內容均涉及近年來在國際新能源領域發展較為迅速的生物質能。而與之緊密相關聯的新生技術“生物炭”更被官方研究機構推崇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生物工程”。

　　生物炭原本是一種植物自燃后的碳生成物，其被埋藏于一定深度的土壤中，便可以有助于土壤貯存養分和水分。而現代科學語境下的生物炭除具有上述作用外，還在碳捕獲以及同時生成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潛力。

　　國際生物炭動議組織(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縮寫為IBI)是這項科研的主要推動機構，并主張將生物炭引入清潔發展機制(CDM)和碳市場。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截至目前，11個非洲國家已經呼吁將農業用地，尤其是生物炭內容包含在國際碳匯交易范疇之中。IBI的執行主任黛比.瑞德(Debbie Reed)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組織與中國的科研人員也已經開始頻繁交流，并即將在中國設立項目試點。

　　另外一場邊會主題是：生物燃料、生物質能與生物炭：錯誤解決方案下所致的土地掠奪。在該會場上，發展生物燃料和生物炭技術的反方意見認為，生物燃料未能解決碳排放卻導致毀林的增加，大面積土壤破壞和水源消耗；生物炭的生產過程占用大量土地并排放出氣體導致空氣污染(生物質需要經過熱解過程，在高溫缺氧環境中生成生物燃料的同時產生生物炭)。

　　包括英國的生物燃料觀測組織(Biofuel Watch)以及肯尼亞的非洲生物多樣性網絡(African Biodiversity Network)共同呼吁要將生物炭以及與土地相關的項目脫離碳匯交易， 并一再強調“通過生物炭的大范圍應用解決氣候變化的提議，是一種危險的未經充分證實的生物工程”，“在生物炭的生產中，將土地變為一種商品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災難。”

　　黛比.瑞德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承認目前生物炭技術研發的高風險性。至今為止，對于生物炭技術的研發已經有幾十億美元的投入，且不會立刻體現收益。至于土地的問題，她認為對當地農民而言，獲益不是立竿見影的，而生物炭對于空氣質量提高，水源的清潔和減少水土流失的效果將需要長時間才能體現。

　　這一晚，在坎昆邊會會場上演的“對臺戲”雖不無巧合，卻很好地展示了“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在全球以及近年來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各方爭議的一個縮影。事實上，從坎昆會議的第一天起，在主會場月亮宮(Moon Palace)和邊會場(Cancunmesse)，抑或分散在這個城市其他地點的論壇活動現場，無論是正式談判還是不同相關議題探討，爭論之聲不絕于耳。

　　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因為氣候大會而聚集到這個海濱小島的人們，正試圖抑制人類行為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尋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徑。

　　“某些國家”不喜歡甚至要結束《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在歷史上有兩次里程碑意義的成果，分別為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訂。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關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遏制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在1997年的《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公約》實施取得重大突破，締約方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對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主要發達國家的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作出了具體規定。此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雙軌制(公約工作組和議定書工作組)的談判方式確立。

　　2007年12月3日至12月15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與會各方著重討論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安排等問題，特別是發達國家應進一步承擔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但是由于立場上的重大差異，美國與歐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激烈交鋒。在各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前提下，12月15日，大會產生了“巴厘島路線圖”，為今后的談判進程設定了時間表，決定在2009年前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新安排舉行談判。此時的國際社會還對談判持樂觀態度，認為可以用兩年時間達成協議。

　　然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導致發達國家出于對本國經濟利益的保護，在談判中越發表現消極，無論是承諾的減排目標還是技術轉讓、資金落實等其他方面均無承諾。談判步入2009年，國際社會對于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最終這次會議卻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本，卻產生了更多的“分歧”和不確定性。

　　美國，作為全球排放大國之一，一直游離于《京都議定書》之外，其減排的力度不足也常為國際社會所詬病。7月下旬，《美國氣候變化法案》在美國國會遇挫，未能獲得通過，再一次將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束之高閣。這打消了所有對后哥本哈根時代的希望——美國將會引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這無疑為坎昆會議談判籠罩了陰影。

　　于是，坎昆會議召開伊始，談判各方和國際輿論便早已作出預測，提醒各方應當降低對坎昆談判成果的預期。事實上，早在10月初，中國承辦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天津會議上，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即向媒體表示，“從目前的情況看，坎昆會議難以達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

　　比預期更糟的是，失去國際媒體和各界關注光環的坎昆會議開始不久，日本在會議上又拋出“永遠”不會對《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作出減排承諾的言論。這如同一顆炸彈引爆在本就悲情的坎昆會場。

　　之后經證實，加拿大和俄羅斯也紛紛表示不會對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作出減排承諾。此外，日本和美國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求中國等發展中排放大國承擔同發達國家同樣的“強制性”減排要求。

　　12月3日上午在月亮宮的一次媒體見面會上，中國代表和日本代表上演了一場暗戰。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黃惠康在表明立場時，重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強調雙軌制繼續進行的重要性。“目前的問題是《京都議定書》進展緩慢，‘某些國家’至今不喜歡甚至要結束《京都議定書》，這是非常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