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陳揚勇整理

　　今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08周年紀念日。《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發表采訪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國務院原副秘書長吳慶彤、阜外醫院原黨委書記湯聿文同志的談話摘錄，本刊摘發部分內容，以為紀念。——編者

　　宋平：對“晚年周恩來”的一點認識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那時候，中央實際上不能正常工作，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相繼被打倒。中央的工作很多是中央文革小組代替，國務院的工作幾乎處于癱瘓的狀態，副總理們多數靠邊站，少數幾個支撐門面，國家機器的運轉處在非常困難的境況中。

　　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在那里苦撐著這個危局。繁重的國務活動，需要有人處理。在當時的情況下，惟有周恩來出來擔此大任。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為使他們的東西合法化，有些事情要以國務院或中央的名義辦理、發文，要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簽字。為了顧全大局，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周恩來是無法回避的。他不得不忍辱負重，做一些違心的事情，受到的壓力是難以想象的。

　　后人研究歷史、查閱檔案的時候，發現有些文件是周恩來簽字的。我以為不足為奇，有些東西并不符合周恩來的本意。研究歷史檔案應該弄清楚當時的形勢，弄清當時某件事情的整個情況，包括毛主席的意見和決定、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活動。所以，我覺得研究歷史，一定要下苦功夫，研究和分析當時的形勢，全面地看問題。要做到從事情的整體出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能單憑某個文件，某件檔案材料，誰在上面簽了名，以此作為惟一根據，來評價歷史人物，這樣就會片面地作出與歷史事實相悖的錯誤結論，對人對歷史都是不負責的。這就像報紙上的材料一樣，“文化大革命”期間，報紙上天天宣傳形勢大好，難道形勢真的大好嗎？所以要分析，要透過這些表面的東西，看歷史的實質。

　　在“文化大革命”過去還不太久，當時的人、當事的人還在的時候，應該盡早把真實的情況記錄下來，把真實情況寫清楚。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愛萍也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并特別強調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了很多干部。他說這是周恩來很大的功績，也體現了他的睿智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盡管“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破壞，遇到那么多的困難，我們還保持了基本的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這都與周恩來善于應對，和非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們要對周恩來的這段歷史作出科學的、正確的評價。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革”中解放和保護干部的一些事實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擔任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室主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被打倒了，幾個副秘書長也靠邊站了，還有一位副秘書長許明被逼自殺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成立了一個國務院值班室，周恩來總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指定我擔任國務院值班室主任。以后又叫我主持國務院辦公室的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幫”。我對周總理保護干部、解放干部所作的努力有所了解。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千方百計保護賀龍副總理，保護因所謂“二月逆流”遭到迫害的陳毅、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副總理以及保護王震、余秋里和谷牧等同志。

　　1972年4月，原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原內務部部長曾山，相繼得病去世。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總理連續參加了他倆的追悼會，既悲痛，又震驚。因為不到10天就死了兩位部長。為了盡最大努力保護干部，總理與國務院其他領導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勞動的、疏散到其他地方勞動的各部委副部級以上的干部盡快回京，普遍進行一次身體檢查，并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當時，總理還指示統戰部、全國政協機關，對上層愛國民主人士的醫療、生活狀況進行檢查，存在的困難要及時加以解決。

　　當時，我們國務院辦公室、國務院政工小組向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關傳達總理的指示，同時，請衛生部安排相關醫院承擔這一任務。實際上，有些部級干部由于年事已高、身體不好等原因，就沒有再回五七干校勞動，有些還分配了適當的工作。

　　1973年3月，教育部原部長何偉，也是因病救治不力，突然去世。為此，總理嚴肅批評了有關單位未落實好老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辦公室以及衛生部負責對老干部作全面的身體檢查，具體工作由北京醫院負責。由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止的黨內高級干部以及愛國民主人士的醫療保健制度，得以恢復。

　　1972年3月，總理看了原統戰部部長徐冰病逝的報告后，約中央有關負責同志談話，指示全面檢查被拘留、關押、監護、隔離人員的身體情況，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體不好的加強營養，不要等病危再送醫院治療。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將被關押的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反映監獄虐待在押人員的來信，批送周總理，毛主席批示，應一律廢除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當天，總理批評了有關同志，并提出，請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對在押人員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檢查，凡屬用法西斯方式虐待、毆打在押人員的，都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如有違反，當依法懲治，并允許犯人控訴。

　　大約在1973年年初，周總理在與中央有關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現在還有很多省、部級干部沒有解放，而各個方面又很需要這些有經驗的干部出來工作，要抓緊時間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們的工作。之后，1973年7月，中央組織部、國務院業務組、軍委政治部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這個名單。

　　總理還指示，要利用“五一”節、國慶節等集會，讓那些沒有問題，但尚未解放的部級領導干部、上層愛國民主人士、著名作家藝術家、著名專家學者參加招待會。會后將名單見報。

　　1975年2月4日，遼寧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組成以華國鋒副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前往災區慰問。慰問團出發后，我將慰問團的名單報告給總理。總理閱后指示說，中央慰問團要增加呂正操，并且擔任副團長。總理說：呂正操同志是遼寧海城人，讓他跟群眾見見面，并發表講話，然后發個消息，以恢復他的名譽。之后，我向有關方面、有關領導傳達了總理指示，并請空軍派專機把呂正操送到遼寧海城與中央慰問團會合。這種做法達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973年3月8日，總理出席中央聯絡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招待會，在向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講話時，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因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的待遇，總理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并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他要負更多的責任。對于已經回國的外國專家，總理請在座的專家向他們轉達他的話。總理說，如果他們愿意回來，中國政府誠懇地歡迎他們，以彌補當時我們未照顧好他們的過失。到會的外國專家及其家屬聽了總理非常誠懇的講話，深受感動，有的激動得流下了熱淚。總理的這次講話，在外國專家中影響很大。后來有的離開中國的專家，得知總理的講話，真的又回來了。

　　湯聿文：周恩來親自批準的一項重要任務

　　1971年1月15日，根據周恩來總理和國務院的指示，我到北京阜外醫院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

　　1971年8月23日，當時任衛生部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的謝華來醫院找我個別談話。在我的辦公室，謝華先把辦公室的門關上，然后對我說：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批示，準備將部分受審查的老人(當時還沒稱老同志)送來阜外醫院住院治療。謝華還說：總理交待，這個任務，要你親自指定醫生護士，不要把這個任務隨便交給別人，要注意保密，嚴禁向內外泄露。

　　1971年12月初，北京衛戍區和中央專案組二辦分別送來了經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黃克誠、呂正操、劉瀾波來阜外醫院住院的批件。到了12月12日，專案組護送黃克誠進了醫院，住在一病房。我們隨即把黃克誠的名字改成王宣。20日先后送來了呂正操、劉瀾波，我們將他們的名字分別改為李雷和劉飛。呂正操在八病房，劉瀾波住六病房。

　　我記得在這以后的三年當中，經周恩來總理批準住院的老同志有李井泉、羅瑞卿、林楓、黃新廷、葉飛、徐冰、周榮鑫、伍修權、張愛萍等，共40多人。

　　1971年12月初至1973年年底，我多次見到總理親筆批準將有關老同志送阜外醫院住院的批件。這些批件一般都是由北京衛戍區或者是專案組送來，給我看完以后，馬上拿走。報告中，我看到中央首長的名單上，有總理、劍英、江青、德生、登奎、國鋒等。總理用鉛筆在他的名字上畫一個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寫上“送阜外醫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畫一個圈，寫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暫不送江青同志”。在我的記憶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見了，再以后就沒有了。

　　(摘自《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