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賣身”的爭議

　　性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另一個問題——販運婦女數量的增加。荷蘭法律規定，只有持有效居住證明的人才能在本地工作。由于賣淫與其他職業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沒有荷蘭居住證的外來人口自然無法就業。

　　但是，早在9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警察部門的調查數據就顯示，紅燈區內櫥窗妓女的75%是外國人，而外國妓女中的80%是非法移民。目前，荷蘭約有2.5萬名妓女，妓院合法化以來，在稅務部門登記的不到4%。

　　一些人權組織推測，每年有3.5萬名女性由東歐和亞洲被販運到阿姆斯特丹，在地下妓院和非法陪游機構中從事色情服務，這些女性往往沒有人身自由并經常受到虐待。由于媒體中不斷出現被迫賣淫和販運婦女的報道，去年年初政界就有了徹底取締紅燈區的呼聲，但是引起了從業女性的強烈反對。

　　賣淫女的跨境流動是事實，但是她們中的大多數是否有違本意或者慘遭虐待卻引起了爭論。英國《金融時報》駐羅馬尼亞記者麥卡里爾曾經撰寫報道《東歐的快樂妓女》，說絕大多數東歐賣身女都是出于經濟利益自愿踏上西歐之旅的。麥卡里爾采訪英國和羅馬尼亞警察后發現，很多在西歐賣淫的東歐女性離家前就入行了。

　　另外，妓院老板承認，脅迫毫無經驗的女性干皮肉生意從經營上說是劃不來的。出于經濟利益自愿賣身的觀點在學術界也有回應。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期刊《社會政治：性別、國家和社會的國際研究》2005年春季號曾經刊載探討女性移民和賣淫問題的論文，其中作者引用一位哥倫比亞賣淫女說：“(出發前)你簽一張700萬比索(4200歐元)的欠條，人家告訴你一個月就能掙回來。你當然知道要去干什么了。”

　　在“寬容”和“實用”之間

　　有些學者用全球化理論探討人口流動和性產業的關系。他們認為，性產業為跨國流動人口創造就業機會，并促進旅游業發展，而旅游業為性產業不斷帶來消費者。最后的結論是，阿姆斯特丹的性產業政策正在朝著有利于全球化生產和消費的方向發展。當然，這些分析和論斷的前提是拋開道德因素的。

　　而實踐中的政策討論是不可能回避道德因素的。荷蘭是一個建立在宗教和文化差異上的國家，“寬容”在防止和解決國家內部沖突中一貫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寬容”和“實用”為特征的政策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上，而妥協來自保守宗教團體和自由派勢力的較量。

　　在實踐中，“寬容”意味著立法很少用來規范賣淫這類社會問題，因為要在道德爭議如此之大的問題上達成妥協難上加難，因此不管也罷。而近幾年的立法則是賣身者、政府和市民等利益群體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

　　目前，荷蘭政局朝著不利于色情業經營者的方向發展。荷蘭政府一般是多黨派聯合執政。第一大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張維護傳統價值和道德觀，該黨在聯合政府中享有較大發言權。“基民盟”主張更加嚴厲地打擊與色情業相關的犯罪，其法律政策顧問雅各布•波特說：“我們的政治立場要反映荷蘭的新面貌。無論妓院合法化意味什么，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賣淫不正常的一面。”

　　一旦以上立場成為法律，阿姆斯特丹市內與洗錢有瓜葛的色情場所必受重創。至于阿姆斯特丹紅燈區日后命運如何，恐怕還要看各利益集團的博弈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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