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7日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最新一期《瞭望》上撰文稱，今年是東亞金融危機10周年。對于這場劫難，值得汲取的教訓甚多，但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看，最應該提及的當數權貴資本的危害。

　　文章稱，東亞金融危機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這場金融危機從某種意義來看是“東亞模式”或“權貴資本主義”的危機；權貴資本的為所欲為，直接或間接引發金融危機并導致相關國家經濟與社會的持久動蕩。

　　以下是文章全文：

　　權貴資本危害長遠發展

　　二戰后，東亞威權主義者把經濟增長作為第一要務。由于保持了政治穩定、采取專家治國和出口導向戰略，東亞迅速擺脫了落后的狀態，大大推進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由威權主義而生成的“裙帶資本主義”，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個國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途徑上，但隨著日積月累，它會造成監管不力和貪污盜竊的“道德風險”。

　　降低市場配置效率，損害金融穩定基礎。

　　在一些東亞國家，與政府領導層有密切聯系的利益集團控制著經濟命脈。這些家族依靠與政府的密切關系牟取暴利，從而妨礙了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一些國家表面上健康的財政狀況實際隱含著大量赤字，這是因為政府對與政客們有裙帶關系的銀行、企業提供各種隱性擔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機構和企業道德風險，由此生成的不良資產則體現于政府的隱性財政赤字。政府主導經濟增長而引致的政企勾結，使企業不注重經營管理，不注重經濟效益，只注重與政府官員拉幫結派，只注重市場和資本份額的最大化而盲目擴張。

　　從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的銀行就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企業，企業再把巨額利潤輸送給這些官員。由于銀行的濫放，到20世紀90年代，韓國每年不良債權總額至少有7萬億韓元，約占政府年財政預算的70%。最大30家財團負債加總占全國財富的1/3，平均負債率高達31.7%，有近10家大企業負債比率超過500%。在金融危機爆發前，韓國已有1/5企業處于隱性倒閉狀態。

　　超借超貸導致信貸膨脹，誘發泡沫經濟。

　　由于對權貴資本長期實行“金融傾斜”和優惠利率政策，為企業過度投資和盲目擴大規模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政府對銀行的保護，銀行傾向于擴大貸款規模而忽視對貸款的風險管理。企業“超借”和銀行“超貸”導致信貸膨脹，信貸過度膨脹的結果必然造成經濟“過熱”，在缺乏政府有效監管的情況下，造成低效益產業的過度擴張和股市房地產業的持續膨脹。

　　加劇兩極分化，危害社會穩定。

　　權貴資本的肆意作為，使社會形成了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的對立。在印尼，蘇哈托家族與極少數華商控制著國家70%以上的財富，而赤貧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數量有增無減。1996年聯合國人力發展報告指出：馬來西亞20%最富有人口的財富與20%最貧窮人口的財富之比率，是東盟國家甚至是亞洲最高的，達11.7倍。政府主導的“新經濟政策”帶來的大部分好處落到為數不多的馬來人公司手里，盡管一些馬來商人躋身東南亞富豪之列，但大量的馬來人仍舊生活在貧困之中。

　　分配正義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錢的多寡，而是社會成員之間團結的基礎。一旦這個基礎遭到破壞，社會群體就無可避免地分裂為相互對立、相互敵視、甚至相互暴力沖突的集團。東亞一些國家兩極分化的加劇與暴富的少數和貧困的絕大多數的對立，產生了嚴重負面效應，即“人們第一次表現出一種對抗心理，甚至藐視現存權威”。如此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使市場經濟秩序極度混亂。

　　權貴資本不僅大量侵吞國家財富，還在國家經濟岌岌可危之際最先感知危機的來臨，由此大量向境外轉移資產，導致“羊群效應”，直接引發金融危機，或加速金融危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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