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也講到了韓國的例子，韓國有什么可以讓我們可以借鑒的，他為什么可以把偏高的性別比例控制住或者調節過來？ 　　

　　李樹茁：我去出訪過韓國兩次，通過我們的研究和實地考察，我覺得他們三個工作值得我們借鑒，第一部分工作就是說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包括一些規定，打擊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和非法進行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這是它做的非常大的一個方面。第二個我覺得它可能還是利用了很多法律的手段，試圖推動社會的變遷，文化的變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路徑。比如說韓國和中國都是聯合家庭體系，那就是說在家里面男的要說了算，但是它有一點不一樣，我們國家也是所有的兒子都能夠繼承財產，我講的是世俗的文化，韓國只有長子能繼承，所以在韓國的家庭體系下有個戶主制，這個戶主制規定是不成文的習慣，規定所有的家庭，只有男性才能當戶主，無論這個男性是你的父親，還是父親去世之后他的兒子，母親是不能當戶主的，最近它剛通過一個法律，宣布戶主制是違反憲法的，所以像這種通過法律的手段來推動社會的變革，推動文化的變遷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主持人：其實它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在家庭。 　　

　　李樹茁：是的。我認為也是一個比較值得我們借鑒的。第三個，像趙主任剛才講的，政策，當我們看到政策的時候，不僅僅光看到生育政策，我們需要把我們的視野開闊，用更多的社會性政策。我舉個例子，韓國成立了一個性別平等促進部，它是內閣的一個正式的部，所以它通過內閣有一個專門的部來推進整個社會，協調整個社會的各項政策、系統、文化、法律、建設來促進男女平等，促進性別平等，促進男女共同參與發展，這樣女孩的問題，女孩生存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個女孩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值得借鑒的地方。 　　

　　趙白鴿：我補充一點，為什么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會產生一個偏高的趨勢的原因，我想跟各位做一個介紹。現在根據有關學者分析，這里最重要的有四個原因，產生出生性別比偏高，第一個是文化的因素，重男輕女，多子多福，兒子可以傳宗接代等等這樣一些傳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還是持續存在的，根深蒂固。第二個很要緊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在農村，剛才同學有一個問題提得非常好，這些農村越是貧困的地方，他所得到的保障體系，包括醫療的保障和養老保障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因此他常常把生兒子作為他的一個最主要的投入和產出方式。第三個很要緊的是跟整個經濟政策銜接在一起的，比方在農村，很多女孩子在宅基地繼承權，甚至進不了祠堂的牌子，像這樣的一些問題，我覺得整個社會是一個負面的導向，只有生兒子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第四個問題，由于科技的發展，沒有正面地使用科技成果。像現在B超的使用，還有人流和引產技術的使用。因此這四個原因大家可以感覺到，出生性別比的偏高實際上是一個綜合的因素所生成的。 　　

　　主持人：我們聊了男女性別比偏高的多種原因，文化原因、經濟原因、社會原因等等，我覺得我們現在把目光再投近一點，看得最現實，剛才您講到一個是非法的鑒定嬰兒性別，還有一個是非法的流產，終止妊娠，我把它看作更多的是選擇男嬰的一個技術手段問題，我們現在在農村有這么高的性別比，我就在疑問，現在在農村這樣鑒別嬰兒的性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嗎？ 　　

　　趙白鴿：現在實際上正像我開始說的那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很多這種意愿變成選擇的可能性，這里面主要有三大類技術，一類就是B超，它主要是通過影像來確定生殖器以后，然后能看出性別。第二個技術是染色體檢查，這個就更加難了，通過實驗的數據手段來做的。第三個就是現在有很多終止妊娠的藥物流向市場，本來按照道理應該變成一個處方藥，但是變成非處方藥的時候，流入市場以后引起很大的不滿。按照道理，職業醫生只有在通過獲得職業醫生執照以后才能行醫，同時醫院必須通過衛生部認定以后的資質，才能夠進行有關的技術檢查。因為有需求，也需要有需要了解性別，同時又有需求的提供，因為可以賺錢，這是市場導向。所以我個人覺得是一個特別典型的，屬于科學技術的誤導，負面地使用。現在我們怎么做呢？在國務院，我們59號文件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有大概23個部委，在這里面衛生部和我們將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主管部門，一方面要加強對機構和職業醫生的經營范圍的選擇，另外一方面，在我們這一部分工作，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就要實行對整個孕產期的監測和隨訪，這樣保證他整個的過程，能夠讓所有的孩子們，包括女孩子們都能非常安全地來到這個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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