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勞動合同法》，有志于參與政治活動的企業家應該有不俗的看法，應該與一般企業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合同法》的確是一塊“試金石”，對它的態度，能夠反映出企業家出身的人民代表的政治水準。

　　《勞動合同法》出臺以后，遭到一些企業家的反對。有些企業家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批評《勞動合同法》也算不上奇怪的事。作為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企業家對《勞動合同法》是什么態度？這是我們所關心的事。據新華社報道，在此次兩會中，有幾位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企業家，肯定了《勞動合同法》的積極意義，這著實令人高興。

　　全國人大代表、湛江鴻智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宋亞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成本造成了壓力，但對企業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自主創新能力都有推動，有利于企業長遠健康發展。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格蘭仕集團有限公司知識產權辦主任王龍霞也認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感到了壓力，尤其是一些靠成本優勢存在的小企業，但總體來說對企業發展是好事。如果他們的話能反映人大代表中大部分企業家的意見，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寧愿相信這是客觀事實，寧愿相信這些企業家在擔當人民代表這一重要職責以后，能對《勞動合同法》有一個在政治上正確的看法。

　　民間對國家法規有不同意見可以是常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不能有不同意見嗎？當然可以有不同意見，但要看什么樣的意見，又針對什么樣的法規。《勞動合同法》是一項很基本的法律，甚至可以說是一部“經濟憲法”，因為它規范了最基本的經濟關系———勞資關系。對這樣一部法律，有志于參與政治活動的企業家應該有不俗的看法，應該與一般企業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合同法》的確是一塊“試金石”，對它的態度，能夠反映出企業家出身的人民代表的政治水準。

　　現在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說這部法律來得太早，尚不適合中國國情；二是說法律的許多條款讓資方提高了成本，增加了經營壓力，也減弱了對勞動者的激勵。我看這兩方面的批評都不能成立。《勞動合同法》的一些內容在一些發達國家多則有幾百年的歷史，少則有數十年的歷史。中國工商業發展早已超過發達國家對應歷史時期的水平，怎么說中國就不需要《勞動合同法》？說這部法律增加了企業的壓力，當然是事實，但誰想過如果沒有這部法律，勞動者的壓力有多大？憑什么資本不能有壓力，勞動者就要承擔壓力？勞動者所承受的壓力是生存的壓力，而資本的壓力不過是盈利的壓力，這兩種壓力哪一種更關乎社會的基本公正，不是很清楚嗎？

　　圍繞《勞動合同法》的討論，常有人以一種虛假的“事實”作為立論前提，說中國勞動力多，資源稟賦的優勢是勞動力，因此應該實行低工資制，應該以自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換取別人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勞動合同法》似乎破壞了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這種邏輯不能成立。只要4億勞動力每人每天平均多勞動2小時，就意味著有其他1億勞動力的飯碗沒有了，于是這些失業后備軍就進一步迫使在業者多工作、少掙錢，以保住自己的飯碗。對這種惡性循環的機制，必須有《勞動合同法》這樣的法律介入才能打破。中小企業家們的確很辛苦，企業利潤很薄，但幫助他們的辦法是由政府對他們“輕徭薄賦”，而不是長久地依靠降低工資單價獲益。

　　上屆政府在立法方面的工作最值得稱道的，是通過了《物權法》和《勞動合同法》，但因為前一部法律觸及了一些人傳統意識形態的神經，后一部法律觸及了利益集團的錢袋子，結果出現了爭議。這種爭議不奇怪，今后1萬年也會存在。還好，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多元化程度大大提高的時代，政治家變得更加中立，更有科學的眼光，更能把握社會利益集團的平衡發展，于是，《物權法》和《勞動合同法》也就能出臺。這次“兩會”召開，我希望每位代表、委員能跳出與自己直接利益有關的立場，站在更廣闊的歷史平臺上聽取人民的意見，用好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　　

　　作者黨國英 系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