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一

　　被脅迫殺人可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

　　本案的處理涉及到如何認定袁某和周某對何某、李某殺死方某的逼迫程度。比如是以傷害相威逼，還是以殺害相威脅，抑或是以揭發隱私相要挾。逼迫者“逼”的具體內容不同，雖然不影響被逼迫者成立脅從犯，但是影響被脅迫者刑事責任的大小。在受到他人的殺害威脅后而殺人的，殺人者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殺人，而生命權是人的最重要權利，因而其承擔的刑事責任就小；在受到他人的傷害威脅后而殺人的，殺人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而殺人，因而其承擔的刑事責任就較大；在受到他人揭發隱私的威脅后殺人的，殺人者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譽而殺人，那就要承擔更大的刑事責任。但無論因受到何種威脅而殺人，被脅迫者都成立脅從犯。

　　本案中兩名女子殺人時是“被周某握住手動的刀”。如果這一事實成立，就意味著兩名女子是因為被強制實施了殺人行為。在因被強制而殺人的情況下，殺人者是否應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也要視情況而定。如果袁某和周某對兩名女子施予的強制力非常大，使兩名女子的手無法自控，那么，她們的行為就不是出于其意志的行為，而僅僅是袁某和周某實施犯罪的工具。如果袁某和周某對兩名女子所施加的強制力尚未達到使兩名女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的程度，那就意味著她們尚未喪失意志自由，那么，她們就應當對殺人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考慮到兩名女子畢竟是“被周某握住手動的刀”，具有被迫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一面，因此，在處理時，應當給予適當的從輕處罰。

　　據上所述，兩名女子的行為總體上具備了脅從犯的成立條件，構成脅從犯。上述是筆者關于兩名女子的行為在刑事實體法上的性質的看法。

　　至于本案程序法上的問題，筆者認為，昆明市檢察院的做法并沒有什么不妥之處。

　　首先，本案符合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前提條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相對不起訴的條件有二：一是犯罪情節輕微。這是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前提條件。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講的是“犯罪情節輕微”，并沒有就犯罪的性質進行限制，也就是說，只要犯罪情節輕微，不管實施的是何種性質的犯罪，都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實際上，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情況是紛繁復雜的。有的人實施輕罪，但犯罪情節嚴重；有的人實施較重甚至是嚴重的犯罪，但犯罪性質輕微。即使故意殺人罪這種性質最嚴重的犯罪也存在著犯罪情節輕微的情況，如“大義滅親”的故意殺人行為，在司法實踐中也有被免予刑事處罰的。那種認為只有性質不嚴重的犯罪才能適用相對不起訴的看法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二是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這是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實質條件。根據刑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對于脅從犯，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節，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本案中兩名女子的犯罪情況完全具備了上述兩個方面的成立條件。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

　　其次，那種認為檢察院應將本案交給法院來裁定，檢察院對兩名女子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有“越權”之嫌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各有其職能，除了刑事自訴案件直接由法院受理外，其余的刑事案件一律由檢察院依法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昆明市檢察院對本案中的兩女子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最后，昆明市檢察院對兩名女子作出不起訴決定也是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因為兩名女子是被脅迫參加犯罪，其主觀惡性小，其犯罪情節輕微，再犯可能性小，而且還有自首、立功情節，對其不予起訴，正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體現。

　　(作者李希慧 為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專家觀點二

　　不起訴決定符合個別正義

　　首先，檢察機關對本案的何某和李某作出相對不起訴是正確的。本案實際上是關于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爭論。世界上關于起訴的原則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德國的強制起訴原則，又稱起訴法定主義，其內容是只要收集到的證據構成了犯罪，檢察官就必須進行追訴。另外一種是美國的檢察官自由裁量原則，又稱起訴便宜主義，其內容是檢察官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如果起訴不符合公正的利益，檢察官可以決定不起訴，即使已有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嫌疑人的行為確實構成了犯罪。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采納的是德國的強制起訴原則，同時規定檢察官對特定的輕微犯罪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不起訴決定是指，嫌疑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但是，由于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結合本案來看，何某和李某涉嫌故意殺人罪，同時兩人是脅從犯，有自首、立功情節。何某和李某具備刑法規定的免除刑罰的條件，因此檢察機關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是正確的。

　　之所以對本案存在爭議，主要是法律的統一適用和個別化的正義兩個觀念之間的沖突。我國基于大陸法系的傳統，一貫強調法律的統一適用，也就是說，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什么樣的行為構成犯罪由立法機關通過制定刑法典的方式來確定，而不能由檢察官再次進行價值權衡。因此，我國的相對不起訴范圍很有限，只限于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情形，其目的是為了案件分流、減輕法院開庭審理案件數量的壓力。所謂的個別化的正義，是指不同情況不同對待，每一個刑事案件都應當根據其具體的情節、犯罪嫌疑人的年齡、心理和智力狀況、前科、境遇，當地的價值觀念，以及案件處理的具體需要，來一案一決定地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個別化的正義是英美起訴制度的核心精神。法律的統一適用和個別化的正義是公正的兩個相互沖突的方面，如果強調前者，就會限制甚至反對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如果強調后者，則會主張檢察官對具體案件的起訴決定享有自由裁量權。

　　我認為，本案的處理不僅符合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而且符合個別化正義的理念。檢察官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的時候，應當考慮起訴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應當考慮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起訴是否是公正的，而不能簡單機械地執行法律。因而，本案中昆明市檢察院的決定，不僅沒有越權或者違反刑事訴訟法，反而是更符合公正的要求。

　　其次，檢察機關的起訴或者不起訴決定不需要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刑事被害人在我國具有當事人的地位，廣泛參與到案件的起訴和審判過程中。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及其委托的人的意見。但是，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的意見并不能改變或者左右檢察機關的決定。也就是說，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只享有被聽取意見的權利，但最終的決定仍然由檢察機關作出。

　　當然，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如果不同意檢察機關的相對不起訴決定，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也可以不經申訴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那種“檢察機關對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決定不起訴應征得被害人家屬的同意”的說法是錯誤的。

　　(作者鄭旭 為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研究所副所長、法學博士)

　　編后 法律不強人所難。只有當一個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時，才有可能對行為人作出譴責。如果根據行為人行為有關主客觀情況，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遵從法律的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較小”的行為時，也就不存在對其加以刑法上非難的可能性。有無期待可能性是可否阻卻責任的事由，它不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其存在與否只能由司法官根據法理結合具體情況具體判斷。因期待可能性作為責任要素，其功能是阻卻責任，如果濫用將會導致法秩序的松弛，因此，司法實踐中應受到嚴格的限制。本案依據刑訴法的明文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卻仍然引發爭議，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期待可能性理論在我國司法實踐的運用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發展。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