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構從勞動者維權的個案中，既然已經查到企業違法事實的普遍存在，為什么又不去追查和深究呢？勞動者舉證什么，就查處什么，放著明顯的違法事實而不去追究資方法律責任，這是目前《勞動合同法》的最大問題。

　　記者從江蘇省南京市一些法院獲悉，自《勞動合同法》生效以來，到法院打勞動爭議官司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僅南京市秦淮區法院今年前4個月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即為89件，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31%，而玄武、六合等區法院此類案件同比增長數甚至更高。(5月10日《法制日報》)

　　“民舉法究”是《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表現出來的最鮮明特征，《法制日報》這篇報道向公眾傳達了一個只有勞動者維權法院才受理的司法姿態。筆者在為勞動者高漲的維權意識感到欣慰的同時，似乎也看到了另外一個情形，那就是還有大量的違犯《勞動合同法》的事實游離于法院司法程序之外，幾乎所有的勞動者維權案件均是由勞動者提出，而幾乎所有的資方都在與《勞動合同法》打著“擦邊球”。在司法領域，“民不舉法不究”似乎成了一種司法慣性，而正是這樣一種司法慣性，使得我們的法律過多地依附于受害者維權自醒，而非依附于法律約束和執行環節的司法自覺。《勞動合同法》賦予勞動者的利益，依舊需要法律的約束力和執行力才能得以變現。

　　《勞動合同法》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多災多難的命運，而這種“多災多難”往往要集中體現在處于維權劣勢的勞動者身上。與資方堅挺的質疑、怒吼形成反差的，是勞動者維權的弱音，盡管擁有法律賦予的“尚方寶劍”，但其維權之舉大部分實屬出于無奈和僥幸。筆者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法院還是勞動仲裁機構，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份數增加再多，仍舊是違犯《勞動合同法》案件份額當中的極少數。在這極少數的維權案件中，真正觸及資方利益的大案、要案從未走進司法程序。在眾多的勞動者維權案件中，資方肆意踐踏《勞動合同法》的行為俯拾即是，卻為什么走不進法院和勞動仲裁機構的司法視野？

　　從勞動仲裁機構和法院的信息中發現，提請仲裁或選擇打官司的勞動者，絕大多數來自物業公司、飯店等服務性行業。而這些人幾乎都沒有和服務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且都選擇在離職后或已決定離職時才提請仲裁和訴訟。我們的司法機構從勞動者維權的個案中，既然已經查到這些行業均沒有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這一違法的既定事實，為什么又不去查處和深究呢？勞動者舉證什么，就查處什么，放著明顯的違法事實而不去追究資方法律責任，這就是目前《勞動合同法》的最大問題。

　　世界上任何一部法律依賴自身力量，均不能阻止違法犯罪的利益驅動；法律公平與正義的車輪，亦不能單純依賴受害者的維權自醒而艱難前行。我們不能否認維權者的自醒可以彰顯法律的尊嚴，但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成員還沒有能力達到完全自醒的法律意識高度。筆者以為法律約束力的蒼白無力和司法執行力的懶惰懈怠，足以讓一部法律變得毫無震懾力而形同虛設，最終失去是這個社會應有的和諧動力。《勞動合同法》現在已經不需要專家們的解惑和理論界的釋疑了，需要的是司法層面的執行策略和社會成員的共同遵守。所以，“民不舉法不究”的司法常態就應該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司法機構的積極作為。(李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