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余熱”

　　被繩之以法的退休官員遠不止王亞忱一人。去年4月，上海一批涉地官員被查，如上海市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陳士杰，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產部門的高官，退休后又擔任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協會或學會負責人，在許多房地產項目中扮演土地中介角色。

　　據調查，在近年的土地官員下海熱中，下海官員成為開發商競相追逐的目標，并由此結成了一張“土地關系網”，而開發商對下海土地官員的聘金也高達年薪百萬。

　　有觀察家表示，退休土地官員在地產商和官場之間就如橋梁一般，起到了溝通和中介的作用。地產商之所以重金聘請退休土地官員，也就是期望能利用他們手中擁有的關系網為他們服務，如土地批復、工程監理和項目開展等等，都需要與土地等官員打交道。若是能有退休返聘的原土地官員做“馬前卒”，通過他們與有關部門和官員的特殊“交情”，辦起事來就順暢多了。

　　任建明認為，由退休官員充當中介，也會降低腐敗的風險。

　　“國外也有聘請退休官員，只是想讓他提供一些經驗以及知識，而不是讓他對公權力產生影響。”周澤表示，退休官員在我國的科層體系中，是屬于素質比較高的，退休以后并不影響他們對社會作貢獻。“企業聘請他們，未必都是抱著影響權力的目的，實際上他們本身有很高的知識水平、社會經驗，這些對一個企業的管理都是很有幫助的。”

　　“五六十歲的退休官員還能發揮余熱，如果這些退休官員什么都不能干了，反而是對社會的損失。”周澤認為，應當從根本上對公共權力進行監督，而不能因為擔心他會影響權力而限制退休官員做這個做那個。

　　同時，周澤也表示：“在目前公共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退休官員受聘到企業，對公共權力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有專家稱，最近幾年權力的期權化就是公共權力缺乏監督所產生的新型腐敗手段。期權化主要表現為一些官員在位時，利用權力的影響，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為某些企業、個人牟取非法利益。為了“保護”自己，逃避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和查處，他們不圖眼前的直接回報，而是為日后退休、離職或辭職下海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基礎。

　　“《公務員法》里的‘三年兩不準’就是為了防止發生期權腐敗，為了防止退休官員成為中介，不正當地利用其社會資本。”任建明說。

　　退休官員受聘到企業，《公務員法》中有明確規定，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三年兩不準”： 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但是，有專家指出，規定一定時間的“權力冷卻期”還不足以對“影子權力”的影響形成有效遏制。應建立離職官員從業限制與職業回避制度，規范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后返聘的監管制度。如美國1998年出臺的《從政道德法》規定，前政府官員不得就原職有關問題對老同事進行游說，具體的禁止期限視職位情況分別為1年、5年乃至終身。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侯小豐等專家建議，要增加對退休高官的監督考核。另外，上一級紀檢等部門應當定期對留在任職地的退休領導干部進行走訪，了解他們的日常活動和思想動態，發現不正常的苗頭，要及時提醒或制止。

　　誰該被監管？

　　“需要監管的不僅僅是退休官員，其他的因素也可能對權力產生影響，關鍵是監管權力行使者本身。”周澤副教授表示，退休官員沒有公權，但和權力行使者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僅是退休官員有，其他人也可能有，他們利用這種關系，去影響權力的行使。

　　“對權力的監督，主要是對在職公務員的監督。如果監督影響公權的其他因素的話，就本末倒置了。”周澤告訴記者，“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可能對權力構成影響，但監管他們是很荒謬的。”

　　任建明也表示，與其對離休干部進行監管，不如在他在任的時候，把子女安插到政府部門之前就進行監督。

　　“監管本身是應該指向權力。保障權力的正常、透明的行使，這比監管退休官員、官員老婆更有效。”周澤說，對權力的監督，不僅僅是權力行使者本身。如果要避免其他因素對權力的影響，就要有更充分的信息公開，比方應該讓公眾看到高官基本的社會關系、親屬的職業、財產狀況等。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如果做到政策公開透明，按政策制度公開辦事，不論是下海的官員，還是其他從事經營活動的人，都在一個平臺上公平競爭，那也就不存在權力壓倒一切的現象了。

　　此外，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表示，總體上要加大媒體監督的力度、公眾監督的力度，盡快建立官員收入公開申報的制度，建立陽光財政和陽光收入。

　　在胡星斗看來，退休官員的監管與公務員薪酬機制的改革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他表示，我國官員的工資有很多是非貨幣化的，退休以后拿退休工資，他們會認為有很大的損失。而實際上，我國在財政上的開支很大，但工資卻不多。“比方開車、住房補助，加上各種隱性收入，公款吃喝等，一年國家給一個官員的財政支出就好幾十萬。”假如這些都能夠貨幣化，取消他們的特殊福利，增加官員的工資，那么他退休以后的工資也會相應提高，這樣有助于退休以后避免官員心理上的失落。

　　如英國從法律上規定一般公務員的實收工資不得少于最低生活費用的120%，且必須高于勞動者保障工資額，而國家的津貼、獎金收入更為可觀。另外，公務員實行無過長期任職制，工作相當穩定，退休金也高于私營部門，對官員給予充分的報酬大大減少了官員腐敗的必要性，有效預防了腐敗行為的發生。

　　介質的消除

　　有學者從我國的諸多腐敗案例中研究發現，在工作過程中，有許多在職官員就是因為礙于“老領導”、“老上司”的情面，于是“難免”會做出一些事與愿違的事情來。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是退休官員尤其是退休高官的潛在影響與推動，促使在職官員陷入了貪污腐敗的漩渦中，并由此催生一系列官商勾結的惡性腐敗問題。

　　而退休官員建立起牢固利益鏈條的手段，也正是靠提拔下屬、親信、秘書等。

　　任建明表示，之所以退休官員的影響力還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他提拔的在職公務員在起作用。”如果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不能受到有效遏制，將會導致更多的腐敗。

　　“退休官員能發揮影響力，必須通過一些途徑和中介。”任建明分析，如何破除中間的介質，這就需要進行管理改革，如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從伯樂相馬到規則賽馬，這樣一個根本體制的變革”。“干部的選拔任用，不是領導一個人說了算，提拔他身邊的人，要有客觀的組織程序、公平競爭的機制。”

　　任建明表示，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不存在用人腐敗的問題。“要么是靠選舉，要么靠市場機制。”例如，香港大量的政務官是通過招聘，是人才市場決定的，而不是靠委任制。“我們現在的選人用人機制是人選，如果是制度選人，就忠實于憲法、制度，向制度負責。因為不是誰來決定我，是制度、選民來決定我。我們現在的機制是，領導選定了我，所以，不是向制度、組織負責，而是人身忠誠，是個人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