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規定與國務院新修訂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有關規定不一致，目前農村的五保供養已由農村集體供養轉為公共財政供養。”曹炳良說。

　　除此之外，現行法規定“老年人所在組織分配、調整或者出售住房，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和有關標準照顧老年人的需要”。隨著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的推進，住房保障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所在組織分配住房已不再是一種普遍現象，該條的針對性和適用性明顯弱化。

　　同時，老年人生活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也需要通過修訂老年法加以應對。

　　曹炳良舉例說，近年來涉老侵權案件反映出涉及領域廣、復雜多樣等特點，特別是侵犯老年人人身和財產權益的情況比較突出，尤其是涉及居住權和房產權的糾紛比較多。現行法缺乏對這些新情況的有針對性的規定，使得保護老年人權益沒有有效的法律依據。

　　此外，一些成熟經驗也應當上升為法律。曹炳良說，比如許多地方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請時，在經濟困難標準和受案范圍上適當放寬，并簡化了程序；一些地方法院根據需要設立了老年法庭、老年合議庭等專門機構辦理涉老案件，對一些涉老案件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等等。

　　政府社會家庭“一個都不能少”

　　那么，對于老年法修訂，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都有哪些呢？

　　“在老年法修訂征求意見過程中，強化政府責任、強化社會保障、強化人身和財產權益保障、強化司法保護，是各界反映比較突出的熱點和重點，也是這次修訂老年法我們重點關注的幾個方面。”曹炳良透露。

　　據曹炳良介紹，此次修訂老年法，要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包括制定老齡事業發展規劃，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根據經濟發展和老年人口規模增加對老齡事業、老年福利的投入，加強老齡工作的組織保障。改善老年人生活和參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加強社會保障，發展和支持老齡產業、慈善事業等。

　　在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新形勢下“如何養老”，這是影響老年人生存權益的一個大問題，涉及到我國在養老保障制度上的總體安排，也是此次修法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據介紹，按照我國的發展思路，要探索的是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相結合的養老保障機制”。近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了新進展，特別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迅速。“這些都是影響老齡事業全局和廣大老年人根本利益的重大決策，應當體現到老年法中去，使其變成國家意志，在法律的保證下得到貫徹實施。”曹炳良強調說。

　　他還特別提到，社會照料服務是老年人應當享受的一項特殊而且重要的權利。隨著老年人口高齡化和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發展養老服務，滿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是我們國家近年來加強老齡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些年，我國經過探索提出了建設適合國情的“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社會為老服務體系。曹炳良說：“修訂老年法時將對這些經驗做法給予總結。”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家庭養老傳統的國家，家庭在老年人贍養與扶養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曹炳良說，從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堅持家庭養老的基礎地位應當是符合國情的一個長期戰略選擇。同時，政府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對家庭養老給予支持。

　　據透露，針對近年來侵犯老年人人身和財產權益，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案件方面表現出來的新問題、新特點，結合老年人的特點和維權需要，老年法修訂時將就此作出更有針對性的規定。

　　“在修訂法律過程中，還將充分吸收借鑒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律中關于救助措施和司法保護的立法成果，結合保障老年人權益的要求，強化老年人權益受侵害時的救助手段以及有關部門在保障老年人權益中的職責和責任，探索老年人司法保護的法律化、制度化。”曹炳良透露說。

　　目前，社會各界普遍反映現行老年法對法律責任的規定比較“軟”，比較“弱”，從而影響了老年法的貫徹實施。

　　“在修訂中打算適度強化法律責任的規定。”曹炳良介紹說，總的想法是，凡是在法律中對有關主體的義務、責任做了明確、具體規定的，原則上都要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以保障老年法的規定落到實處。但是，作為社會法，老年法仍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原則性、倡導性的規定，這些規定尚需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予以細化和落實，老年法只能作出一些銜接性規定，這是由社會法條款規定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

　　作為老年問題的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老年研究所教授姚遠的觀點是，在修訂老年法時要關注老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的權益問題，比如農村留守老人、失地老人，城市拆遷中的老年人。

　　此外，對于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是否規定全國統一的老年人節，或者將重陽節作為我國傳統的敬老節日在法律中進行規定，曹炳良透露說，這還需進一步傾聽各方面意見。

　　“我們要努力把社會各界具有建設性價值的意見吸收到新修訂的老年法中。”曹炳良說。 (記者陳麗平)

　　編后

　　對于我國龐大的老年人群，實施了12年、“條款比較原則，缺乏明確的法律責任”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顯然力不從心，修訂法律已是無需討論的問題。問題在于，老年人權益保護問題，既有道德因素也有法律因素，而現有規定對于哪些行為屬于法律約束？某一行為達到什么程度屬于法律約束等，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界定。這也應該是法律修訂過程中應當解決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