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集體崩潰的背后

　　剛剛以英雄的姿態成為商業雜志的封面人物，卻可能在幾個月之后銷聲匿跡甚至淪為階下囚。中國的一些企業家，如螃蟹般，一紅就死。

　　為什么企業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國有具有真正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嗎？

　　在美國，每16個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歐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業家精神；而在中國，每200人中還找不到一個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人們不得不追問為什么我們鮮有真正的企業家。

　　黃光裕出了問題，有人說是不守規則惹的禍；李彥宏出了問題，有人說是股東要求利益回報逼的；牛根生出了問題，有人說真正的禍首是行業潛規則。但是，當黃光裕、李彥宏、牛根生這樣一批人都出了問題時，誰能知道，那又是誰的錯？難道是制度陷阱？

　　在這個陷阱密布的企業森林，朱新禮似乎是個異數。

　　盡管網上八成的網民反對可口可樂收購匯源，盡管他被罵為商界的“范跑跑”、“中華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戰”把商業事件升級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堅持“把企業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企業理念，力排眾議，以“上帝都動心的價格”把匯源出售給洋品牌。

　　這個農民執意脫下民族品牌這件“華麗卻長有虱子的袍”，選擇了一件能“過冬的棉襖”。

　　他的企業理念不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選擇了從競爭激烈的下游銷售產業退出，轉向上游，回到果園，跟農民在一起，為果子找出路。他認為這是他的“藍海”。

　　顯然，并不是所有的企業家禁得起經濟周期的下行趨勢，找到自己的“藍海”。嚴格的說，當下，少有企業家有恒定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倫理。

　　為什么關于企業家的爭議如此多。為什么商人與官員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這都是“不確定”鬧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把不確定性，劃分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劃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

　　我們中國企業家很多時間在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忙于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主要在忙于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技術、商業的創新。

　　沒錯，我們的很多企業家把才華過多地花費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詩外”，稍有不慎，企業家就會掉進各種“陷阱”。在灰色地帶打撈第一桶金，后來縱橫股市的資本玩家黃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彥宏何嘗不是另一種“互聯網上的投機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勞工法律不完善的時候“狠榨一筆”嗎？馬明哲不也是鉆了薪酬體制很“中國特色”的空子？

　　當制度存在陷阱時，我們沒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圖的“威尼斯商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