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規定，交通肇事造成他人死亡，近親屬或繼承人可參與賠償調解。當無法找到死者親屬時，交警是否能代為調解并獲得賠償？有人提出，行政機關不該動用公權去為公民主張私權，如何避免代理維權演變成“趨利維權”，這一切均要通過立法予以規范。

　　——編輯手記

　　我國《保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對第三者責任險保險賠款，保險公司可以賠償給被保險人，也可以直接賠償給第三者，但保險公司無權將賠償款支付給其他人。

　　前年，轟動一時的“南京市高淳縣民政局為交通事故死亡的無名流浪漢維權”一案，法院認定作為行政機關的民政局與“無名氏”之間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不是適格的訴訟主體，無權替其索賠。

　　日前，南京法院對一起“交警部門為撞死的無名氏維權”案件作出了另一種判決。

　　此判決在全國尚無先例，引起法學界爭議。

　　交警代死者調解保險公司拒賠

　　山東農民楊化志，應聘在江蘇大華旅游公司任旅游大巴駕駛員。

　　2007年3月11日，他駕車行駛到山東臨沂路段時，一男子突然橫穿馬路……兩天后，被撞男子死亡。臨沂市交警認定，楊化志與被撞男子在事故中負有同等責任。

　　由于死者身上沒有身份證明，警方調查并在媒體刊登尋人啟事，仍然無法確認死者身份，無法與死者家屬聯系。

　　車禍發生后，楊化志所駕車輛被交警扣押。

　　2008年1月17日，楊化志再次找到臨沂交警部門，要求取回車輛。交警認為，事故及賠償處理完畢方可將車輛發還。依據交警制作的《調解書》，楊化志承擔本事故70%賠償責任，共計85775.2元。

　　為了盡快取回車輛，楊化志湊足了錢交付給臨沂交警，臨沂市公安局交通支隊為他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經濟賠償憑證”。

　　2006年3月31日，楊化志的車輛在永安財產保險公司江蘇分公司(下稱永安保險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責任險，賠償限額為20萬元，保險期限自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止。由于在保險期限內，楊化志持臨沂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調解書》要求永安保險公司理賠他已經墊付的賠償款。

　　永安保險公司理賠喪葬費等1萬元后，決定對其他費用不予理賠。永安保險公司認為，根據《保險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對第三者責任險保險賠款，保險公司可以賠償給被保險人，也可以直接賠償給第三者。除上述兩主體外，保險公司無權將賠償款支付給其他人。本案是第三者死亡的交通事故，故賠償金的權利主張人、領受人為死者的近親屬，未經死者近親屬同意不得將賠款支付他人。

　　訴訟中原被告理由

　　2008年6月，楊化志以江蘇大華旅游公司名義將永安保險公司訴至法院。

　　2008年8月15日、2009年2月4日，南京一審法院先后兩次開庭審理此案。

　　被告永安保險公司認為：目前，我國沒有一部法律規定保險公司應將賠償款交付交警部門，交警部門在未得到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主張該筆賠償款沒有法律依據。同時，保險公司向其支付賠償款也是違法行為。

　　楊化志認為：2005年，公安部制定的《交通事故處理工作規范》第74條規定：對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損害賠償，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應當將其所得賠償費交付有關部門保存，其損害賠償權利人確認后，通知有關部門交付損害賠償權利人。

　　被告表示：根據《交通事故處理程序》，交警部門有權認定事故責任，有權組織事故方之間進行調解。但是，組織調解不是強制調解，也不是代為調解。事故中，死者已經喪失了民事權利能力，而其近親屬無法找到，實際上沒有人具備與楊化志進行調解的權利。但從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調解書看，實際是山東交警部門代替死者的近親屬行使權利，以一方當事人的身份參與到調解中，這明顯超越了職權，也打破了作為組織調解方客觀中立的立場。如果交警部門否認自己在調解書上簽字蓋章的行為是代為調解，那么調解書顯然只是楊化志的單方行為，而不是他與死者近親屬之間的雙方行為。單方調解行為，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交警部門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盡快了結事故，但這樣處理對肇事方、保險公司以及交警部門都存在法律風險。一旦死者近親屬出現，不同意這份調解協議，他們仍有權利向肇事方和保險公司行使求償權利。

　　調解協議缺乏構成要件，大華公司和永安保險公司都不能以此作為對抗的理由，依然要向死者的近親屬給予賠償。那么，在賠償后，兩家公司是否有權利向交警部門追償？

　　反之，死者近親屬不出現，或沒有近親屬，那么這筆賠償金交警部門將如何處理？是否無限期代管下去？

　　高淳民政局代“無名氏”索賠案被兩審法院駁回后，此案入選最高法院公報。被告認為：兩起案件存在相似性，不管是民政局還是交警部門，目前都沒有法律明確授予他們代替死者近親屬行使索賠的權利。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予的職權范圍內行政，越權行政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找不到法律依據。

　　原告表示：自己既然已經投保，保險公司就應該在理賠金額范圍內賠償，如果“撞死無名氏白撞”，那還有什么公平正義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