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介入誹謗案為何頻發

　　彭水詩案、稷山文案、高唐網案、王帥帖案、曹縣網案等，近年來，因為發短信、發帖導致被拘的新聞層出不窮。

　　細察每一起案件的發生發展經過，就會發現這些案件存在如下共同特征值得我們分析。

　　首先，這些案件大都發生在縣區一級政府，而很少出現在省市一級，這是否意味著，縣區一級政府的執政能力、對政策及法律法規的理解能力存在問題呢？還是因為某些基層政府的“人治”意識濃厚，“治人”心態也因此暴露無遺？

　　其次，這些案件大都涉及地方政府主要官員的個人形象及聲譽。然而，此類案件以誹謗罪追責，卻大都被當成了公訴案件，幾無“被侮辱、被誹謗”的政府官員站在原告席上。至于被認定的“誹謗者”，因此只知道自己得罪了誰，不知道“誹謗”了誰，從而成了當前“被就業”等被動語態下的一個新外延。

　　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6條之規定：對于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案件，“告訴的才處理”，所以一般屬于自訴案件，“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怎么才定性“嚴重”還是“不嚴重”，解釋權在誰的手中？從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非常明顯，誰掌握公權力，誰就掌握著解釋權。

　　幸好公安部最近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做了解釋，認為在以下情形下，才能以侮辱、誹謗罪偵查，作為公訴案件辦理：(1)因侮辱、誹謗行為導致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2)因侮辱、誹謗外交使節、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人員，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3)因侮辱、誹謗行為給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再次，從這些案件中被認定為“誹謗者”的發文內容來看，也并非一點問題也沒有，有破口大罵的，有指桑罵槐的，也有據不實之辭而擅加發揮的，但深究這一點的背后，卻經常可以發現正常反映問題渠道的喪失或者無效，當然更多的是無效，使普通民眾要么像遭遇了銅墻鐵壁，碰得鼻青臉腫，要么像遭遇了迷宮，在各個部門的推諉扯皮中黯然而歸，只好發帖、發短信泄憤。

　　最后，短信、網絡等新的傳播手段，在拓展了民眾言論空間的同時，也讓監管者遭遇了難題。監管者在新的傳播手段面前，是寬容大度，抱著開放的心態面對，還是睚眥必報，違反正常的程序挾私尋仇，也是這些案件發生與否的原因。

　　輿論監督推動社會進步。被跨省追捕的王帥終獲“平反”；跟帖評論徐梗榮事件的張佰慶誹謗案終被撤銷。網帖中涉及的4名當事人提起刑事自訴，也是其應有的權利。從公權介入到刑事自訴，案件終于回歸了法治軌道。(葉鐵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