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隊長的“經驗”與忐忑

　　陸大任沒有看《蝸居》，他看的是電視新聞，里面正在講秦榮招聘的事情。他“腦子一熱”，就打了應聘電話。電話接通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這次招聘的不二人選，也讓時下備受關注的拆遷話題出現一個兼具辛酸感與戲劇性的場景。

　　12月初的一天夜里，秦榮接待了前來面試的陸大任。一開場，這位電話里“聲音很沉穩”的中年人就反問“考官”：“你們有沒有信心堅持到最后？”

　　陸大任的問題給秦榮打了一劑強心針，她笑了。

　　“只要你不走，我絕對不走。”陸大任擱下這句話。

　　舉手投足間，行伍出身的陸大任帶有少許的“匪氣”，很難嗅到大學中文系帶出來的書卷氣。

　　陸大任今年45歲，眉毛濃黑，長長地齜著，有些稀疏的頭發已經花白一片，加之他偏偏又戴著一頂暗紅色的老人帽，周圍人習慣稱其為老陸。在公交車上，會有人給老陸讓座，這讓他很不爽：“我有那么老嗎？”

　　老陸的臉倒是飽滿又生動，朋友說他挺像喜劇演員范偉，只不過是大號的。

　　老陸不缺錢。一個多月前，他剛剛在原單位辦了“內退”，來到北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亞了，他被拒簽。老陸卻并不沮喪，而是有所解脫，“好不容易送走了‘三個皇帝’，獲得解放。”

　　老陸早年喜歡寫點詩歌投稿，大學畢業后進入太原一家事業單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他感覺到全民下海的浪潮，“社會發燙了”，“50多個人的單位，開會就幾個人。”

　　陸大任也試著做起生意，最初是倒騰煙酒，“大年三十兒，還拉著一大卡車掛歷，從廣州往山西趕”。之后的一個契機，老陸接手了拆遷的“買賣”，“當時這是個肥缺兒”。

　　那時沒有“釘子戶”一說，有的只是為數不多的“難纏戶”。陸大任對自己擺平難纏戶很有信心。

　　“扔死雞、砸玻璃、堵下水道、斷水斷電，都是最常見的做法。”他看不上這些“下三濫”的路數，他的做法是“打擦邊球”。比如在危房100米開外搞爆破，轟隆一震，危房震出裂縫，也就相應貶了值；或在緊挨釘子戶的房子上施工，偽造機械事故，“預制板吊在空中，看屋里人一出門，就哐當一聲掉下去，說是意外，不小心砸到他們家房子了，其實這么一弄，房子都快垮了。”

　　人不肯出門怎么辦？老陸會讓開發商找幾個本地青年進行“培訓”，在自己指揮下，兩個人一組，把屋里的人抱出去，“出手不要重，但一定死死抱住不松手”，其他人趁機迅速把家具搬出來。

　　那時拆的大多是平房，半個小時就完事，房子一推，錢一擱，人再哭天搶地，也沒拆遷隊的事了。說起自己當年的“損招”，老陸捂住嘴，有點不好意思。

　　也有一次出了大事。當時是在太原，老陸把價碼談好，立馬開工，一個不知道補償金已經到位的中年婦女突然沖出來，一頭撞在推土機明晃晃的鏟頭上。血流了一地，鬧出了人命，老陸為此賠了6萬塊。

　　很難有人想到，拆遷隊長的身份竟讓老陸幾年間暴富，積累了不少于500萬的財富。日子一天天過去，他挖空心思地掙錢，心滿意足地數錢，四十來歲的人，看上去比同齡人蒼老一個輩分。

　　幾年前，他決心遠離這個行當，越遠越好。當他看到秦榮的招聘啟事，心里一動，似乎找到了真正適合自己的職業。

　　“神奇的老陸”

　　北京的嚴冬里，當年的拆遷隊長坐在斷水斷電的黑屋子里，說著自己的故事，偶有觸動。車影駛過，像一出皮影戲在他臉上流動。“這是我欠釘子戶的債。”他說。

　　在老陸之后，信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上海市民徐達也獲得了秦榮的信任。徐達是一名即將退休的計算機工程師，“世博會”動遷中，他為沒有得到安置的96歲的特困戶姨媽起訴31次，4年后也沒有得到法院的明確答復。他說自己有過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體驗，希望秦榮不至于那么無助。他告訴秦榮，會幫她以信訪方式討要補償款，每個月象征性地拿100元“工資”，事成后全部捐給對抗“釣魚執法”的上海司機孫中界。

　　自此，陸大任和徐達成為秦榮的得力助手，徐達負責寫信上訴；陸大任坐鎮店里，對付暴力拆遷，被媒體稱為“文武釘子戶”。

　　老陸習慣于裹一件長過膝的軍大衣，舉一面“釘子戶”白旗，一個淡藍色口罩略顯神秘地把半張臉藏起來。他很高興有機會改寫自己的歷史，而且這個“過來人”對完成使命自信滿滿，他沒有預料到，做一個理想主義者遠比向現實妥協困難。

　　原以為每天還可以吹吹暖氣，看看電視，大不了24小時盯守。來到這排黑森森的屋子里，老陸才發現“艱苦得像抗戰”。98%的時候，老陸在和無邊無際的時間抗爭。

　　下午5點鐘天就黑了，黑暗無比漫長。睡不著，老陸就坐著，日復一日。零點半到零點四十，看市政環衛車從北向南開過去；凌晨一點半到一點四十，環衛車又從南往北緩緩開過來。有時老半天沒車經過，靜得發慌，于是，偶爾有車輪擦過路面的唰唰聲，也成了華麗的凡德伊小樂章。另一些時候，一輛黑色商用車突然在視野中慢下來，老陸立馬睜大眼睛甄別，一旦“敵人”來襲，得立馬撥打110。

　　讓人尤其不痛快的是也許無所不在的監視，包括想象中的和確實潛伏著的。每當老陸想到有一雙隱形的眼睛正看著自己扒拉幾口新疆拌面，等著自己打一個盹，心里就毛悚悚的。

　　“魚堡”在匯發樓的南頭，和它一起24小時堅守的，還有中間的菊華居和北頭的湖南米粉店。老陸說，這種結構決定了拆遷隊強拆無望。但苦日子得一天天捱，菊華居的老板娘凍得鼻子通紅，“熬鷹似的”，她用感冒的鼻音說。

　　白天閑暇的時候，老陸會出一些怪招。

　　他在魚堡的玻璃大門上，公示“斷水斷電×天”的字樣，日日更新。還在他睡覺的地方貼上卡通體、白紙黑字的“嚴防死守”，“死”字匕首上那一撇，被畫成一張人的笑臉，“要樂觀點嘛。”

　　12月19日這天下午，他舉著自制的白旗到地鐵4號線里“散步”去了。上面的中文寫著“釘子戶”，還寫著他打聽得來的英文“Nail”。老陸說這是“惡心人的小把戲”，當年一位開酒吧的朋友欠錢不還，他也是用印傳單的招數達成目的的。

　　秦榮和駐守“魚堡”的店員們對老陸層出不窮的點子很是驚訝，稱他為“神奇的老陸”。

　　面對“神奇的老陸”，記者們總會翻來覆去問同一個問題：如何完成從拆遷隊隊長到職業釘子戶的角色轉變？

　　開始老陸不乏豪言壯語，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為了“永遠抹不去的心痛”“社會和諧共享”“讓釘子戶事業發揚光大”⋯⋯

　　漸漸的，老陸覺出不對勁，“說這些人家覺得我有毛病，像騙子”，然后他統一口徑，說自己是為了每個月一千塊的工資和2%的提成，“這樣別人反而覺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