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6：正確認識臺灣與兩岸關系的鑰匙

　　1.1986年，歷史在臺灣“拐了個彎”。發生在這一年臺灣政治社會領域的一系列事件，決定了此后至今整個臺灣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也預示出兩岸關系的總體發展方向；十多年來臺灣局勢與兩岸關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從中找到基本的依據。然而，由于當時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對于臺灣發生的這一歷史性轉折，在對臺研究工作中沒有能夠作出足夠充分的認知與把握，甚至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抱持了相反的期待，得出了錯誤的判斷。這一源頭上的“失之毫厘”，導致十多年來對臺工作的種種被動與困擾，也導致人們把后來的一切都簡單地歸因于統與獨的斗爭。

　　2.這一年的3月29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承先啟后，開拓光明前途”的主題案。幾日后，已安裝心臟起搏器、自感來日無多的蔣經國下令成立“十二人革新小組”，抓緊研擬“解除戒嚴”(戒嚴前后實施38年)、“開放黨禁”、“中央民意機構調整”等以往幾十年屬于言論禁區、對臺灣政治與兩岸關系未來走向影響至深至鉅的重大議題。

　　3.這一年9月28日，民進黨不顧當局開放黨禁的措施尚在研擬之中，于臺北違禁宣告成立。勢力龐大的國民黨元老派和軍警系統憤懣至極，力主鎮壓。蔣經國力排眾議，堅持“容忍和諧”，并訓令保守勢力不得輕舉妄動、干擾其“返憲革新”大局。此前此后，蔣還大批釋放了被關押多年的“臺獨叛亂分子”。

　　4.這一年的前兩天(1985年12月30日)，臺“外交部長”公開宣示：如果大陸以“中國北京”名稱進入亞洲開發銀行，臺灣就同意使用“中國臺北”名稱留在該行。這顯示，繼在“奧運”等民間國際活動中對我采取“不回避、不退讓”的政策后，蔣家在涉及國家主權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問題上也已經放棄“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出現了我們所說的“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的政策。

　　5.如今要“返歸憲政”，自然要“終止勘亂”，但馬上遭遇的問題是如何為中共重新定位，這無疑又牽涉到“法統”與一個中國的問題。對于一個中國，以往兩岸是通過互相否定對方、各自自視為中國“合法代表”來維系的。顯然，現在讓國民黨政權“自行了斷”、自我終結是不可能的，而國民黨要取代我在大陸的領導以及我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地位同樣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其實需要雙方合作來求得處理，需要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以相互體諒包容的默契找到一個恰當的形式來共同支撐“一個中國”。以后臺灣陸續提出的“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以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等等，其要義也在于此。但這顯然與我們當時正全力爭取實現初始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以臺灣“降國旗”、“去國號”、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為核心內容)目標是不相容的，因而總體上都被我們歸諸于分裂和臺獨的范疇。

　　6.蔣經國在強勢推行其革新措施的過程中，遭到了黨內“保守派”的強烈抵制，上有元老搬出蔣介石“語錄”對其“忠告”，下有“忠貞分子”寫血書搞示威要求蔣“不再姑息敵人”，“國會”內“黑函亂飛”，不少人甚至叫嚷要罷免蔣經國。正因如此，當蔣死李繼后，一方面由于李缺乏蔣那樣的強人地位，一方面由于李是臺灣本省人……其實讀過上文就可以知道，“縱容”從蔣經國早已開始，而李不過是其合乎邏輯的延續。

　　7.由于我們當時的對臺工作還更多地是局限于一種小范圍的“工作”，由于我們對臺灣正在發生的西方式民主及其趨向還缺乏足夠的認識與心理準備，由于我們對臺灣人民在獨特的歷史遭遇中形成的心理性格缺乏充分的理解和關懷，由于我們對臺灣本省人、對“臺獨”存有過度的緊張與疑慮，由于“開放探親”以后接觸到的多是臺灣的大陸籍人士而我們又與他們存有天然的關聯與親近感，也由于當時改革開放事業還起步不久尚未具有后來這樣的輝煌與成就等等，這一切，使得我們不自覺地受到了這樣那樣的誤導，對事物作出了不同的判斷。1990年臺灣“總統”選舉時我們發表的那份“權威人士談話”，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