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這樣解釋突出“人之惡”的出發點，“我是描述人性的惡、貪婪，大家都認為(在社會中)這些品行是正常的。可這種漠視，我覺得是不正常的。”他說，人人都有丑陋的一面，在某種情況下還會把這種丑陋發揮到極致。我希望批判這種丑陋，所以我要讓他表現出來、暴露出來。結果很多人說看了這些事、這些人就覺得惡心。

　　顯然，許多人還不習慣直面這種真實。被放到陽光下的“現實”顯示出更加大的力量。公映后的電影，遭遇了《盲井》沒有碰到過的“反擊”：許多人在網上留言說它“給中國抹黑”，“丑化了中國農民”，還惡狠狠地說“去死吧”。

　　導演自嘲說自己這是“花錢找抽”。他說“但這并不等于我錯了”。電影的所有細節情節全部取自真實的素材，“我不認為這是‘給中國抹黑’，這個黑就在那，我只不過把它放大、說出來了”。

　　為了獲得“真實”，李楊數月輾轉在人販子、買家、被賣當事人之間；他在隨時要跳出的憤怒和需要不動聲色了解事實的情緒之間不斷掙扎，而憤怒總是不得不妥協于理智。

　　同樣，為了公開上映，他也清楚并接受了，電影需要做些“妥協”。“很多人說《盲山》比《盲井》溫和了，被‘和諧’了，沒有那么震撼。可能《盲井》的力度有10分，《盲山》只有2分，但我覺得能上映是最重要的。”

　　理想主義者的現實化進程

　　“《盲山》，這樣的電影，現在能跟觀眾見面，還是有賴于(管理部門官員)他們更開放的思想，觀念的轉變。”李楊說，“這兩年，(環境)已經比以前好。”

　　他也許忽略了，這4年中，同時改變的，還有他一介書生的單純理想主義。

　　李楊2000年才介入中國電影圈，那年他41歲。之前14年，他在德國求學和生活。他說自己的性格從小就很理想主義。高中畢業后，他先是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做話劇演員，因為不滿舞臺上那些“高大全”的角色，26歲時考入北京廣播學院導演系；兩年后，為了追隨將赴德國的女友，他權衡德國學電影的環境和費用后，退了學跑到德國，從語言學起。在輾轉兩個大學的藝術系之后，終于考上一心想去的科隆電影電視藝術學院導演系，并拿到學習生涯惟一的學位。畢業時，他已經在德國當了8年留學生。

　　所以，盡管求學不止，盡管期間每年回國，盡管已年屆不惑，在他義無反顧沖進電影理想國時，李楊的電影經驗幾乎“一窮二白”(僅在2000年，黃建新拍攝《誰說我不在乎》時擔任過副導演)。

　　一回到中國，他就把眼睛投向與自己實際生活狀況完全相反的中國民工群體的底層，很多人不解。其實這正是十幾年歐洲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影響：“14年在歐洲，國外的生活比較和諧，民主化程度比較高。我也做過記者，對社會比較關注，可能是剛從國外回來(的反差)，所以這些(罪惡)給我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

　　他說這還和性格有關，“從小覺得別人做得不對的地方，我就會說，未必說得對，但是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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