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鋒話題·關注編劇維權】

　　在美國編劇罷工之后，中國編劇也有樣學樣，一百多人集體簽名維權。但把中美兩國編劇做類比是失之于簡單，因為無論是兩國編劇的現實狀況還是訴求，套用拳擊比賽的術語，根本不在一個重量級。一個是奔小康后希望過得更好，一個還在要求解決溫飽問題。美國編劇訴求的是在利益鏈條中占有更大的份額，中國編劇僅僅是為了維護最基本的權利：按時足額地給報酬。一個是寫字樓的白領要求老板加薪，一個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向包工頭索要本欠他的薪水。

　　魏英杰已經在一篇文章中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像支持民工討薪一樣支持中國編劇維權(見2月28日新京報)。中國編劇維權有諸多先天不足，比如編劇的職業共同體沒有形成，比如談判的對象不確定等等。那么，基于這種現實，中國編劇的維權路徑不能簡單地拷貝美國編劇。美國編劇在現行的法律中，他們的權利并沒有受到明顯的、粗暴的侵犯，也就是說，沒有幾個老板敢不按合同給編劇支付美元，即使有這類個案不勞編劇們集體行動，早有律師代勞。編劇們想改變的是分蛋糕的規則。在這點上，編劇們和雇傭他們的老板，沒誰有道義上的優勢，大家在一個對等的平臺上博弈。第三者不能斷言編劇們的要求一定是合情合理。

　　而中國編劇所面臨的困境不一樣，許多靠碼字為生的編劇稿子給了人家，甚至電視劇都拍出來了，人家就是欠錢不給，這擱在哪里也說不通。

　　因此，美國編劇的維權，很難通過司法程序尋求解決，因為只有在現行法律體系下某個編劇被侵權的個案，才好去打官司。所以我們看到好訟成性的美國社會里，編劇們只能通過罷工、通過簽名、通過向公眾呼吁等方式，爭取輿論上得分，向老板們施壓，從而博取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們能打官司爭取利益，人家早就付諸法庭了。

　　而在中國，遠沒到編劇們以職業共同體的名義去要求分更多蛋糕的地步，所求的僅僅是最基本的權利———按合同給錢，或者雇用自己的老板遵守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這種訴求，僅僅靠簽名、呼吁，可以說是大而無當。編劇們紛紛寫上自己的名字，表明了態度，也沒有風險。而訴求的對象，也是不確定的，沒有哪個類似制片人同業公會之類的組織來接招，如此空對空，也就在媒體上泛起一點漣漪，那些克扣編劇血汗錢的老板，根本不用擔心此種維權姿態的殺傷力。

　　我以為，今日中國編劇維權，最現實的方式是編劇們支持幾位編劇打官司維權，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法律的、輿論的以及以后生活的援助。在中國，處于弱勢地位的編劇要公開站出來告欠錢的老板，是有風險的，這等于他向全體電視劇投資者挑戰，會被投資方視為共同的敵人，很可能他會被投資方聯合起來封殺，使生計陷入困境。可一個個官司打贏，才是對投資方霸權行為最見效最現實的撬動，這種風險不能幾個人承擔，而其他人搭便車，僅僅不痛不癢地聲明支持。必須在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如果這個敢公然以訴訟的方式來維權的編劇，一旦找不到活兒，大家提供何種援助？這個問題不解決，只指望別人去當炸碉堡的董存瑞，是很不厚道的。

　　如果能解決單個編劇打官司維權的后顧之憂，一個個官司打贏，使投資方承受違反合同法和勞動法等法律法規的各種代價———經濟的、名譽上的，那么整個編劇界的生存狀況自然會改觀。到了那個時候，再在一起合計如何要求加薪也不遲。

　　□十年砍柴(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