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有個表情

　　人物周刊：你曾經為中國不能向國外輸出影像焦慮。你經常在世界各地參加各種電影節和活動，現在中國輸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影像？質量怎么樣？

　　賈樟柯：中國作為這么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影像的輸出與這個經濟體的規模相比太弱了。靠一兩個人、靠某一類型的創作遠遠達不到。我們應該有一種急迫感，輸出自己的話語，在國際性的空間里講述。

　　人物周刊：國外有一些評論說他們是從你的影像來了解中國的，你覺得自己給他們提供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嗎？

　　賈樟柯：我提供的只是真實中國的一種。這10多年里有一個很大的感受是中國越來越呈現多重現實。上海的現實跟山西的現實不一樣，而上海每一個人的現實也不一樣，一部分是豪華的、裝修過的中國，一部分是偏遠的、被遺忘的中國，哪一個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呢？一部電影、一個人的工作呈現不了這種完整性。多種類型的電影才能提供對中國社會的比較完整的了解。最近幾年國外對中國的恐慌是因為我們文化輸出太少。如果我們的文化夠強勢，有很多小說翻譯到各國，讓別人知道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它就不再是一個“沉默的怪獸”，而是一個有感情的實體。我并不是說去占有話語權，而是應該讓這個龐大的經濟體有一個表情，有喜怒哀樂。

　　人物周刊：在國外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有解釋中國的責任嗎？

　　賈樟柯：2008年最困擾我的是，出席一些國際性的電影活動，我回答的都不是關于電影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說明別人了解我們的路徑太少了，把一個導演變成了國務院新聞發言人。這10年里困擾我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對中國的現實有一個很直接的反映之后，這些電影輸出到國外引起反響了，往往在中國的呼應是，你出賣了中國的貧窮，出賣了中國的問題。

　　人物周刊：你不覺得你遭遇的非議正是當年張藝謀所遭遇過的嗎？

　　賈樟柯：從1984年到現在，大家面臨的是同樣的遭遇。有一次我和一個以色列導演談到這個困擾，他跟我說了一句話。其實這話我也知道，但是從他的角度講出來特別令人寬慰，他說如果人們能夠從一個國家的藝術里面看到他們對苦難的承擔、對社會問題的面對，人們對這個文化會是肅然起敬而不是幸災樂禍。

　　在美國、法國，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人們分享一個不快樂的作品，分享一部充滿生命壓力的中國電影，不是因為他們高興看到中國這樣，而是因為他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貧窮無所不在，生存的壓力無處不在。人們通過另一個文化對這種處境的反應來反觀自己的文化。

　　比如法國每年進口的偏遠地區的電影特別多，并不是要告訴法國人說你們生活得多幸福，而是通過不同文明對同一個問題的反應來審視自我。這是文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點。反過來說，我們也需要引用和借鑒外來的文化，大量地翻譯小說、大量地進口電影，不單是美國電影，還應該有伊朗電影、哈薩克斯坦電影、泰國電影。只有大量借鑒、學習，我們自己的文化才有活力，有健康成長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看你電影的人能感覺到你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的野心。在未來的計劃中，這種野心不會退化吧？

　　賈樟柯：應該會延續吧，我在這方面一直有興趣。在巴黎郊區的密特朗中心有次搞了一個攝影家布列松的攝影展。布列松在40年代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面是敗退中的國民黨士兵。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在一片曠野，一個士兵身上背了一個布袋子，里面放了個以前咱們家里用的保溫瓶。這個畫面變成我的一個痛，以前我可能覺得他跟我沒有任何關系，但現在我會想在民族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創痛。戰爭讓暖水瓶成為了這個士兵惟一的財富。這樣的創痛需要我們去記住、去觸及、去談論，而不是當它沒有發生過。

　　不做電影，我可能是個煤老板

　　人物周刊：你對環境敏感嗎？假如你當年沒有考上電影學院，就在縣城工作的話，會變成一個對藝術沒有任何興趣的人嗎？

　　賈樟柯：我們都是環境的一部分，我相信大多數人很難做超越自己環境的事情。不是說沒有，一些人即使在很艱難的環境下仍然有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是少數的天才。生活會改變我們大多數人。我想過我的很多可能性，如果我沒有當導演，我想我可能寫小說，因為我是個文學愛好者。如果我沒去太原學美術，我可能是一個煤礦主，因為我不拒絕財富。我不安分、不膽怯，呆在那兒沒有別的資源，我就只有掠奪資源。就可能成為一個煤老板，很難說。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有一種傷感，但也有一種溫暖在里面，你怎么解釋這種溫暖和傷感的同時存在？

　　賈樟柯：傷感不是來自意識形態，不是說在中國生活就怎么傷感，而是生活本身呈現出來的經驗讓我變得很感傷。這和我的成長有關。

　　小時候我有個同學，我們住一條街，一年冬天刮大風，他母親被院墻砸倒過世了，這是很偶然的。過了一段時間，縣里流行開嘉陵摩托的時候，有個家里開修車店的同學，他騎著剛修好的摩托去試試看有沒有問題，結果就出了車禍。讓我覺得生命就是個很無常的過程。

　　我中學畢業后就不想上學了，我父親說你必須考大學，大人更懂得“硬指標”的重要。如果你沒有上大學，就只能在另一種層面上生活了。上不了大學就開始學畫畫，學畫的過程中喜歡上電影，然后考電影學院。一方面有主動改變命運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是無常的。怎么就看了一個《黃土地》？怎么就喜歡上電影了？

　　另一方面，我的生活里還是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親切。

　　我到北京讀書的第一年，老家一個朋友來看我。那時候高速公路還沒開通，要坐大概兩個小時汽車到太原，然后再坐八九個小時火車才能到北京。他早上到，中午我們吃了一頓飯，晚上他就坐火車走了。送走他后覺得很溫暖，他這樣旅途勞累就為來看你一眼！現實中是存在人情冷暖中的暖的，我是能夠體會到生命之中這種溫情的時刻的。

　　人物周刊：現在你和汾陽的聯系是疏離了還是密切了？

　　賈樟柯：還算密切。還會有很多人來人往。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好些都住在那兒。

　　人物周刊：還經常回去嗎？

　　賈樟柯：不經常，但每年有兩次必須回去。一次是我媽媽的生日，還有就是春節，雷打不動。我只參加過一次柏林電影節，因為柏林電影節老是跟春節重合我就不去了。一年忙碌，就是那個時候走親訪友，大家見個面。

　　人物周刊：“故鄉三部曲”到《任逍遙》就結束了，但故鄉的情緒和記憶還是在創作里攪動著的吧？

　　賈樟柯：在日常生活里也會有很多攪動。一個人的時候特別留戀小時候對時間的感覺。總覺得小時候時間特別長，四季分明。還有光線，一進西北地區，那種光線直射下來的厚重感。還有聲音，我家以前住的房子對面修了條新公路，每天午睡起來，我就聽公路上汽車的聲音。在風里汽車聲會變形，我特留戀這種聲音。想到這些的時候，心里就會靜下來。 特約記者 楊非 實習記者 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