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凌晨，著名導演張元和音樂人武拉拉等在北京因吸毒被警方逮捕。10天后，張元獲釋，第二天，他就遠離家鄉隱居于廣州某草堂。有關他吸毒被抓前后的細節成為一個謎。

　　從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的“二十一世紀世界百名青年領袖”，到被媒體曝光的“吸毒明星”，張元有的竟是一種解脫感：“這么多年來我可以說是一個兩面人，如今我希望自己徹底透明。”

　　拘留所里的日子

　　　　導演碰到賣盜版的

　　伴隨“請進請進”的歡迎聲，草堂門打開，頂著一頭卷發的張元面帶笑容出現，身形與一年多前在某次發布會上見到的同樣高大，看上去精神不錯。屋外飄著濕冷的雨，他身上只穿一件短T恤，坐下沒多久就開始額頭冒汗，于是不停地從紙巾筒里抽紙擦汗———你很怕熱么？“不是，很久沒有見陌生人了，見到你們我緊張。你別嚴肅，一嚴肅我更緊張。”其實這一段時間張元最常見到的就是陌生人。1月9日凌晨警察破門而入，檢查出冰毒和氯胺酮尿檢呈陽性后，張元被帶到拘留所。

　　在拘留所時，和張元關在一起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有小車車本開大車的、小車車本開摩托的，還有賣盜版DVD的，販賣精神產品的和制造精神產品的在此相聚， “人不都是普通人么？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職業，違反了規定就要受到處罰。”在拘留所的十天張元過得算很健康，放風的時候還在里面精神抖擻地跑步，旁邊的警察開玩笑地說：“看來張元用的東西還不夠純，那么有精神。”

　　從拘留所出來后第二天，張元南下到廣州調整，“朋友跟我說你一定要換雙鞋，好開始新生活。我們就去商場買鞋，發現周圍的人其實已經認出了我，但他們不說；后來我們又去飯店吃東西，旁邊吃飯的人也認了出來，但看你的目光都是同情的，似乎我是一個受害者。這些認出我、但沒有使我感到窘迫的人們，讓我很感動。”

　　12歲接觸精神藥物

　　　　“我瞞著家人，偷偷地玩”

　　下午1點，幾個穿著古裝的服務員進來，手里拎著古色古香的食盒，里面是當地有特色的菜肴，張元卻捧著腮幫子不動筷子。原來在出事之前一個星期他開始長智齒，疼得晚上睡不著覺，“醫生說太奇怪了，人家的智齒都十幾、二十歲開始長，你怎么現在開始？看來我什么都比別人晚，連智慧也晚。”

　　張元的心智顯然比智齒來得早很多，這份早于同齡人的敏感成為影響他日后心理軟弱、依賴藥物的主要原因。談及張元最早的一次和精神類藥物接觸，竟然可以推及到十一二歲時，“有一次生病，要吃氨茶堿和‘強的松’，結果那天我就把這個藥給吃多了，氣憋得喘不過來，渾身冒汗，把我爸爸急得在身邊來回亂轉，然后忽然之間整個病就好了，氣都完全順了……這次經歷和我后來接觸藥物很有關系，因為我當時吃的藥實際就是左旋安非他命的一種。”

　　“以后，當自己在感情、內心不是那么高興時，我吃過百憂解。到最后發展為用這些被定義為新型毒品的東西。”對外界關于吸毒是為了“尋找靈感”的說法，電影《綠茶》《我愛你》里的主人公“小菊”名字都來源于毒品的猜測，張元說“這實在太有想象力了。”“我沒有為了找靈感來用藥物。主要是我比較懶惰，性格也比較慢，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嗜睡，我有些時候就是用這個東西讓自己不睡覺。”張元說到后來，用完之后也不是最初的感覺，“原本是想讓心里的悲傷減少，但越用反而感覺更差，可以說我用這些藥物沒有一次不令我更加沮喪的……”張元也曾經多次想徹底告別毒品，還曾告訴身邊的家人朋友說早就不用了，“其實我都瞞著他們，還偷偷地玩，沒想到今天用這個方式來斷掉，這個方式就是動用整個社會讓我堅決的停下來。”

　　45歲人生歸零

　　　　“放心，我會好好活”

　　天光漸暗時，攝影記者提議到草堂外拍些室外照，張元很興奮地贊同，而且提議除了身上的黑T恤再穿亮色的襯衫拍一組，“亮色的衣服顯得健康有活力！”

　　在草堂的張元，每天晚上一點多睡，早晨八九點多起，改變以前顛三倒四的生活，恢復了正常作息，有時間再打打乒乓球，使得張元反而瘦了些，套用時下流行的句式就是“很好很健康”。但精神類藥物是說戒就能戒的么？“我女朋友的母親也擔心過，在我被拘留時還問在里面要是犯癮了該怎么辦。其實我沒有癮君子到那個程度。”自己的不良嗜好曝光于全社會下，被所有人監督時，張元覺得是個好事，“好在今天世界真的變得寬容，不然多可怕，這個‘吸毒導演’的帽子恐怕要給我戴終身。”

　　“張導，你一定要高調，讓更多觀眾認識你，拍出更多更好的電影。”這條短信是張元到廣州后，當時拘留他的警察發送的：“我曾說我人生已經歸零了，他們說你怎么了？為什么低下頭來？為什么絕望？不就犯了這么點錯誤么？沒必要低頭，改了不就好了么？”45歲的導演被年輕十幾二十歲的孩子幫忙引導人生，張元覺得很好，“這次事件是一個恥，但不見得是不讓我驕傲的，如果真正能讓我今后更加站立起來的，那就是我有能力解決這個事情。”

　　到那個時候，張元說他打算寫一本書，把事情前前后后所有經過都寫出來。采訪結束，張元邊送記者邊問：“你覺得，我還算正常吧？”接著握手告別，“放心，我會好好活著的。” 據《南都周刊》

　　“透明人”張元訪談錄

　　　　“最脆弱的時候，

　　　　是接到女兒的電話”

　　一段3分鐘的片子，一句沒有設計的臺詞“你看，現在一下子給你打回原形”，顛覆了張元四十幾年來塑建的形象，“一個人真正的原形是什么樣子的？好幾年當中，我完全是一個兩面人，這個事情把我另外一個生活直接地展現在公眾面前，也使我自己徹底透明。”

　　最脆弱時：女兒打來電話

　　記者：你是什么時候看到對于吸毒被拘事件的報道？

　　張元：在拘留所第二天我就看到了報紙上的報道，那個視頻我后來也看到了，里面我說了一句話“沒有任何、不要這樣”，使得整個事有點弄成一件搞笑的事。但這畢竟是我自己的事，無論是不良嗜好，還是我人生當中一個過程，或者當時尋求的某種體驗，一下子變成社會事件后，我自己也覺得很痛心。

　　記者：你現在思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張元：那當然，它使我徹底透明，我當時就想，在這好幾年當中，自己完全是一個兩面人，用這東西身邊有些朋友知道，但是其他公眾不知道，在他們面前或許自己一直還用一個非常正經的樣子出來。到今天，一切完全公開了，從那一天那一刻、從公安人員進門開始，在那一瞬間、比較完整地記錄了那個真實。

　　記者：“透明人”的概念是什么？

　　張元：一切都不會有什么秘密。這反而使我感到很輕松。例如，我過去是使用過氯胺酮、使用左旋安菲他明，在尿檢當中直接標明兩樣呈陽性———這都是事實。除了這些以外，十多二十年來所拍攝的十多部電影，電影可能是我想借此表達自己的方式，展現的是一個方面，那么這次，這么一個短短的幾分鐘的“片子”，實際上徹底地把我另外一個生活、個人生活、直接徹底地展現在公眾面前。但這些都是我，我極端矛盾地存在于這個社會當中。

　　記者：這個事情發生后你最脆弱的是什么時候？

　　張元：可能就是女兒打電話來的時候。我到廣州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我女兒的一個電話。我很久沒能和她聯系上了，我以為她不知道，我也曾經在拘留所時為這一點痛苦，我想怎么跟她講，用什么方式去講……但我還沒來得及和她說，結果她就在電話里面講“爸爸，不管你發生什么事、是什么樣的人，我都愛你……”(眼眶發紅)當時一下子，可以說是(哽咽)……本來是我該安慰她、照顧她這個不到十歲的孩子，我沒有很好地關心她，沒有安慰幫助她，可是她卻安慰我這個四十多歲的老爸。我朋友當時就說，“怎么搞的？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你沒哭，見了我沒哭，幾次都沒掉眼淚，一接你女兒電話就掉眼淚了。”(笑)

　　最絕望時：爭取活下去

　　記者：這一陣子是怎么過的？

　　張元：朋友們一直陪在我身邊，每天平靜地生活。我覺得像友情、愛情、親情的基石，都讓我一定要做一個堅強的人，是戰勝一切困難的重要的支柱。以后……可以換一個方式玩兒，可以喝喝酒嘛。

　　記者：你得過無數的獎，還曾當選為“21世紀世界百名青年領袖”，這個事情之后，你覺得自己還是好榜樣好領袖么？

　　張元：在我身上發生的不管是榮譽也好，恥也好，我都覺得很突然，但這些都是別人賦予我的，那我都應該承受吧。人的一生，你既可以說有善有惡，但我更覺得是無善無惡的……或者我認為可以說是因果報應。

　　記者：如果再有那些負面情緒纏繞你的話，你會怎么辦？

　　張元：你說，我會去自殺么？我怎么做？爭取活下去。你說呢？活下去是肯定要活下去，人每天都有負面的情緒，人都有不高興的時候，人為什么要用那個東西呢？如果再有……那，那，那再找別的辦法唄。活下去，是要活下去的是不是？千萬不能死對不對？

　　記者：像你說的，可以去寫書嘛。

　　張元：人總要有一個寄托。那些討厭我的人、喜歡我的人、看到這個事情為我哭泣的人，剛回來的時候我們公司的做清潔的阿姨，一聽說我這個事就放聲大哭，完全控制不住，我覺得她是挺為我痛心的……我想，不要那么悲傷，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真正完美的人，就像藝術品一樣，不會真正有完美的。據《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