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師在文壇上紅火了不少年頭，沒有人懷疑他是一個“著名作家”。當“余秋雨請辭作家稱號，稱身份是一個圈套”(《青年報》1月27日)的消息傳出，難免會讓人覺得莫明其妙。我原以為，余老師有些謙虛過度，因為我知道，越是名人越喜歡謙虛。當我為余的決斷感到欽佩和惋惜時，突然發(fā)現我中了余的“圈套”。

　　我對余的瞬間欽佩和惋惜，來自于一個錯覺：以為他打算告別文壇，對于一個有著“中國作家首富”之稱的人來說，棄文與棄財的區(qū)別沒有太大的不同。一個作家能把寫作經營到“首富”的地步，換誰也沒有勇氣輕言放棄。當然，對于那些不歡迎他的人來說，余秋雨請辭“作家”的動作，還是來得太晚了。但是當我們認真分析他的“請辭”原因，才發(fā)現，他不但沒有打算放棄作文，而且還希望在文壇上活得更滋潤。

　　不知道是純屬巧合，還是有意安排，余秋雨的“請辭”看上去有個背景參照：“季羨林請求摘去國學大師等三頂桂冠，還其自由之身”(《北京娛樂信報》1月7日)，是本月份的一個熱點新聞。季羨林的請求不僅讓人覺得其謙虛，而且人們依然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余秋雨這次的“請辭”，很有點與季羨林相提并論的味道。余在自己的博客中說到：之所以解除“作家”這個概念性的身份，是不想做套中人，解了套這才自由。余的語氣與季羨林也有點接近。

　　由于季余兩人“請辭”的時間相距甚近，大可不必擔心人們會忘記拿兩件事情來對比。因此，后者的請辭行為，就顯得有一種拔高自身形象的作用，“君子棄瑕以拔才，壯士斷腕以全質”在這樣的背景下，往往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毋庸置疑，余秋雨欲去掉“作家”稱號，同時又舍不得放棄寫作以及其作家協(xié)會會籍，是一件很難辦的事情。而試圖以“非作家”身份逃避批評，就更加不具備可操作性。自古以來，除非是日記一類的寫作，沒有哪個文人的寫作能處于絕對自由的狀態(tài)。因此在我看來，“非作家的作品不會給評論家們授之以柄”以及“免得讓散文評論家盯上”的論調，與余秋雨的身份是無法聯(lián)系上的。如果說余秋雨是試圖拒絕批評，那么這不僅犯了個常識性的錯誤，更說明余秋雨有些忘本。在這個“一罵成名天下知”的時代，余的那些游山玩水的“散文”如果不是靠評論家的批評，他的名字根本不會享受到娛樂明星那樣的待遇，其“中國作家首富”的身份也就無從談起。

　　我們必須相信，余老師深諳“文學批評”的威力與價值所在。余之所以聲明不想被評論家盯上，我看，實質恰恰是希望被盯上。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余實在需要被人說兩句。評論家們聽到余這番謬論，斷然忍不住要開罵，譬如我，明明知道中了余的圈套，但還是像吸了毒一般，欲罷不能——盡管余秋雨對我的非“散文評論家”身份可能有些遺憾。

　　綜上可見，余秋雨貌似謙虛的解除“圈套”之舉，實則暗藏著重重“圈套”：可能又有新書即將面市、可能對“作家”這一如今滿天飛的頭銜極度鄙視、可能認為“國學大師”之類的頭銜才適合自己……這些深意，憑余當年加入作協(xié)時的想象力，是無法操作的。只是，我不太明白，設套何必如此辛苦？你看人家李敖，利用季羨林作文章的手段就簡單得近乎弱智：“李敖稱季羨林三頂桂冠都不及格，自己是中國自古唯一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人”(《南都周刊》1月26日)。盡管李的狂妄令不少人討厭，但至少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坦蕩之人，不像有些文人，內心認為自己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驕傲，但由于臉皮薄，非得以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表達。(來源：信息時報 作者：椿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