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處我國西北，位于亞歐大陸腹地，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與樞紐，也是多種宗教傳播匯聚之地。在中華文化兼容并蓄思想的浸潤下，多種宗教在此和諧共處、相互借鑒，形成了“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并存”的歷史格局，交融共存成為宗教關系的主流。準確闡釋新疆這一宗教格局與關系，對于駁斥“三股勢力” 所謂“一教獨大”的謬論，糾正“教族捆綁”的錯誤認知，維護新疆民族宗教領域和諧穩定，引導各宗教自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

　　目前已發掘的考古遺跡，涵蓋了新疆歷史上曾出現的原始宗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形態。例如，和靜縣太陽祭壇、吐魯番洋海墓地等遺址保留了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遺存。新源縣、高昌古城等地發現了祆教活動的痕跡。佛教遺存尤為豐富，全疆發現的佛寺、石窟寺遺址達一百五十余處，遍布天山南北。和靜、吐魯番、和田等地的墓葬中，出土了帶有“急急如律令”咒文及青龍、白虎等四神圖案的文物，實證了道教的影響。焉耆、吐魯番等地則發現了摩尼教的寺院遺址、經典文書與精美壁畫。霍城縣、奇臺縣、吐魯番市也留存有景教的建筑遺跡、壁畫和石刻文書。

　　這些遺跡不僅證明了“多教并存”，更生動揭示了“交融共存”的深度。例如，為適應社會環境，摩尼教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顯著的佛教化、道教化傾向。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摩尼教經典中，便直接融入了《釋迦四門觀》和《阿難答法問》等佛經內容，“或取之全部，或稍變其形”。景教與當地文化的融合同樣深刻，奇臺縣唐朝墩遺址的考古發現顯示，唐宋時期景教寺院與佛寺位于同一建筑軸線，毗鄰而居。該景教場所的建筑裝飾廣泛吸收了佛教的背光、蓮花、繩結等符號，并出現了與佛教寺院形制相似的供養人像，此類融合特征在霍城等地出土的景教遺物中亦屢見不鮮，是當時不同宗教間和睦相處、相互借鑒的實物見證。

　　歷史文獻與此相互印證，提供了連續性的敘事。我國歷代官修史書，如《魏書》《隋書》《唐書》《明史》《清實錄》等，均客觀記載了新疆地區多種宗教的信仰狀況，以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交融 共存的宗教關系。求法僧人的行記，如東晉法顯的《佛國記》、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詳細描繪了新疆境內的佛教寺廟、僧人、儀式活動、供養、教派等。外來旅行者的記述，如《馬可波羅行紀》提 到喀什噶爾(今喀什)居民中既有穆斯林也有聶斯托利派(景教)基督徒。清代《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記載“伊犁九城”之內，萬壽宮(儒教)、關帝廟 (道教)、喇嘛廟(藏傳佛教)與清真寺(伊斯蘭教) 并存，各教民眾“各按照自己的教規生活”，勾勒出一幅多宗教和諧相處共居的歷史畫卷。

　　二

　　宗教建筑及其裝飾符號能直觀體現新疆各宗教在藝術層面的交流與融合。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后，其建筑藝術廣泛吸收并創造性轉化了佛教與道教的文化元素，生動展現了新疆宗教交融共存的歷史特點。

　　佛教的許多核心象征符號，被巧妙地融入清真寺的裝飾體系。象征佛法常轉的“法輪”與代表智慧堅利的“金剛杵”，常組合出現于全疆多地清真寺的鐵藝門窗圖案中。其表現形式為：中間是圓形的輪轂，向外為8條輪輻，最外圍是圓形的輪圈，相隔輪輻穿過輪圈組成一組十字金剛杵。作為佛教吉祥標志的“卍”字符，以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的形式，廣泛裝飾在新疆清真寺建筑上。鄯善縣東大寺將萬字符和蝙蝠(意為“萬福”)組合作為禮拜殿檐下裝飾。庫車大寺拜向墻以八邊形內含萬字符作為單位紋樣，通過四方連續設計向外延展。莎車縣加滿清真寺的正門、龕室墻面、藻井、立柱上均雕刻或繪有萬字符。喀什市艾提尕爾清真寺、香妃墓、加滿清真寺等也使用萬字符。佛教“蓮花”紋樣也較為常見，拜城縣拜城鎮福樂社區清真寺大門每層內側都用一立一倒橫向二方連續蓮花紋樣作為邊飾，喀什市艾提尕爾清真寺、庫車大寺有多處同類邊飾。莎車縣加滿清真寺天棚有多組蓮花圖案，或單獨出現在天棚中間，或與其他圖案組合呈對角線分布。

　　道教文化的影響同樣清晰可辨。清末，隨著中原地區人口遷入，源自中原的道教文化元素與新疆本地文化相結合，“暗八仙”(即八仙所持的法器) 等吉祥圖案，被創造性地引入新疆清真寺的建筑裝飾。烏魯木齊陜西大寺(南大寺)的八角形立柱上，依次雕刻著寶劍、葫蘆、花籃等“暗八仙”圖案。阜康市五運清真寺禮拜殿前的柱基與檐下彩繪，也大量采用了葫蘆、團扇、寶劍等紋樣。霍城縣陜西大寺等處亦可見類似裝飾。這些符號的運用，并非簡單地復制，而是經歷了地域化與宗教語境轉化的藝術再創造，深刻反映了文化層面的接納與融合。

　　三

　　沉淀于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與藝術形式，具有強大的歷史慣性，是闡釋新疆多宗教文化交融的活態路徑。不管歷史上宗教信仰如何變化，新疆許多當代民族習俗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著原始信仰形態及風俗習慣。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中，仍存在對自然、動植物的崇拜觀念，以及“巴克斯”“孛”等薩滿稱謂和“皮爾洪”舞等儀式活動。祆教、摩尼教等在新疆已經消失，但源自古波斯祆教的重要節日“諾魯孜節”(意為新年)，至今仍是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等民族共同歡慶的傳統佳節，這些宗教的遺存以文化習俗形式嵌入現代新疆多個民族的生活。清朝時，新疆民眾“鮮衣修飾，帽上各簪紙花一枝，于城外極高之處，婦女登眺，男子騎馬較射，鼓樂歌舞，飲酒酣跳，盡日而散，謂之努魯思”。(《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現在新疆各族群眾在慶祝諾魯孜節時仍然會準備美食、問候親友、舉行多種娛樂活動。

　　婚禮中的“跳火堆”(維吾爾族)、向火塘祈福(哈薩克族)、祭火儀式(蒙古族、塔吉克族)等，均受原始宗教和祆教崇拜火的影響。在藝術領域，新疆的原始宗教、祆教、佛教等通過獨特的音樂舞蹈形式促進古代西域歌舞藝術發展，對當代新疆歌舞影響深遠。源自薩滿祭儀與西域樂舞結合的“薩滿舞”仍有流傳，受祆教拜火觀念影響的“燈舞”“頂燈舞”見于哈密、墨玉等地，與佛教“牧女 獻糜”故事及“持盤撒花”儀式有關的“盤舞”流行于多地。當代維吾爾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間舞蹈“賽乃姆”，其豐富細膩的手部姿態，與龜茲石窟壁畫中的樂舞造型驚人地相似。

　　四

　　新疆“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并存”的宗教格局與交融共存的宗教關系，并非歷史偶然，而是由其作為東西文明樞紐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在中華文化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基因的長期滋養下形成的必然結 果。考古遺址、歷史文獻、清真寺里的佛教和道教裝飾符號，再現、揭示了新疆歷史上的宗教格局和宗教關系；婚禮、節日習俗和舞蹈藝術為認識新疆歷史上的宗教格局和宗教關系提供了體驗式的新路徑。

　　“三股勢力”所宣揚的“一教獨大”論，完全背離了新疆宗教發展演變的歷史事實，將特定民族與特定宗教簡單捆綁的言行，更是無視多民族、多宗教長期交錯共存的社會現實。因此，持續深化多學科、多維度的研究，不斷豐富闡釋的路徑與內容，對于夯實社會各界對新疆宗教歷史與現狀的正確認知，筑牢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宗教和諧的思想根基，積極引導新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最終實現新疆的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

　　(作者分別為新疆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新疆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新疆社會科學院科研外事處助理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中國宗教》雜志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