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3日電 建設部住宅產業司司長沈建忠在近日舉行的中國房地產協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房地產形勢報告會上表示，當前宏觀調控對房地產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并不明顯，對于部分熱點城市，還將動用行政手段予以調節。據悉，這是主管部委首次提出利用行政手段調節房地產市場。

　　今日出版的《國際金融報》載文指出，根據沈建忠的講話大意，促使建設部采用行政手段調節房價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建設部近日先后收到中央高層關于房價、外資和物業管理的3個批示，表明中央高層對房地產問題的關注可能讓建設部感到了壓力；二是當前宏觀調控對房地產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并不明顯。各種統計都顯示，今年以來的房價在繼續上漲。例如，北京1月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漲幅達到8.4%，二手房價格漲幅也高達10.2%。大連、呼和浩特、深圳、南寧、成都等城市2月房價同比漲幅都較高，分別達到了15.1%、14.9%、11.3%、9.9%、9.2%。

　　建設部動用行政手段調節房價的明確表態可能會讓一些市場論者感到失望，擔心政府的調控手段可能又會回到過去的計劃老路上去。應該說，這個擔心不無道理。但也應看到，特殊問題有時需要特殊手段來解決。且不論市場調控并不必然排斥行政手段，面對中國轉型時期的不規范市場，特別是在房地產這樣一個充滿強大政府意志和利益的市場，單純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不可能解決房價高漲的問題。

　　文章指出，正如沈建忠所稱，解決部分城市過高房價和房地產供需中結構性矛盾是調控的主要方向。雖然沈未對何謂結構性矛盾作出解釋，按我的理解，它應指的是房產市場的普通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以及廉租房比例偏小，中高檔商品房比例偏大這樣一種結構失衡狀態。出現這種結構性矛盾，既有開發商趨利的市場因素，也有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和財政收入而干預市場的因素。而無論哪種因素，相對于貨幣政策這樣的針對總量的調控手段，行政手段無疑更便于靈活操作，也更容易對癥下藥。

　　盡管我贊成建設部采取行政手段調節房產市場，但我并不看好建設部的這次舉措。主要在于，建設部只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建設部的調控不等于國務院的調控，也就是說，它的權威性要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未必會聽從它的調節，甚至可以說肯定不會聽從。

　　中國的地方政府是一個有著相對獨立利益的經濟人，在財政壓力和政績沖動下，作為市場經濟下的一個財富源泉，土地的增值收益已成為不少地方創造政績、增加財政收入、改善部門福利的不二法門。而房地產則是能帶來土地快速增值的最好途徑。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所處的地位與中央政府不一樣，它并不會自覺考慮到宏觀經濟過熱問題，地方政府希望的是房產繁榮能讓土地升值，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提升政績。所以，與中央抑制房地產投資政策取向相反，他們有支持房地產投資的沖動。

　　國研中心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有20%-30%留在鄉以下，其中農民的補償款僅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30%；各類城市房地產公司、開發區、外商投資公司等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頭，占40%-50%。正因為土地收益對地方政府如此重要，盡管2004年以來國家宏觀調控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把住土地閘門，控制建設用地，也即用行政手段來調控房價，可多數城市的房價還是漲個不停，原因即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中央的調控。

　　除此之外，城市化導致的剛性需求、“十一五”規劃中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不斷攀升的土地成本以及今年國家強制推行的建筑節能標準等因素，客觀上也將促使住房成本上升。

　　中國宏觀調控的一個悖論是，轉型時期大量因政府行為催生的市場問題不得不用行政手段來解決，但地方利益的坐大往往又使得行政調控的力量消弭于無形，起不到應有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這就需要我們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創新調控方式。就房地產市場而言，要使國家的調控不被地方扭曲，最根本的是土地要素的分配和利用要以加大農民的權益和等價交換為調節的基礎。

　　轉型時期大量因政府行為催生的市場問題不得不用行政手段來解決，但地方利益的坐大往往又使得行政調控的力量消弭于無形，起不到應有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這就需要我們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創新調控方式。（余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