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五一，一種名叫SARS的病毒在京城肆虐，那時讓人們擔驚受怕的是接連上漲的疑似病例人數；三年后的五一，流行著一種比SARS更讓人不安，傳播更廣泛的“疾病”——“購房恐懼癥”，“疾病”的征兆就是漲聲一片的房價和購房人忐忑不安的心理。

　　不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投資的或者自住的，都運動性地投身到這場注定混亂的房屋運動中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結果只能是——生存正在變成一件越來越昂貴的事。

　　房子，房子……它就那么讓我們魂牽夢縈、甚至魂不守舍？“房奴”就是我們的宿命？

　　為了有個家，中國人可以說竭盡全力。

　　自古以來，安居樂業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太平、能否長治久安的標準。要樂業，先要安居。安居就是有一個安寧的家庭。而“家”，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是用一個屋頂下有一只豬來表示；“安”，就是用一個屋頂下有一個女人來表示。不管是表示食物或財富的豬，還是表示伴侶或婚姻的女人，都是在屋頂下，也就是說，安居是以擁有一套房子為前提的。幾千年過去了，這一點并沒有什么變化，現代人要結婚安家，仍然首先要有一套房子。

　　從現實看，當前中國人對房產的需求也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國現實國情基礎上的，如人多地少、人口繼續增長，城市化進程加速，經濟高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嚴重，家庭規模化小型化趨勢加快、負債消費意識全面集中形成的。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導致需求膨脹，而且具有相當的剛性。

　　當前，一個人把自己、父母全家的積蓄加上貸款，買下了一處住房，身體安頓下來，精神卻從此再也輕松不起來了：每天一睜眼就欠銀行幾十元上百元債務，幾十年就要這樣天天度過。曾經過白領生活的，之后立刻就降低了生活質量，游玩、購物與吃飯都變得精打細算；曾經氣沖牛斗、特立獨行的，從此在老板面前變得謹小慎微，唯唯諾諾；過去幻想和戀人享受情調生活的，現在則回到家熬粥就咸菜了。

　　有人將這種狀態稱為“被房價挾持的生活”。人生已經簡化成為了一套房子，再加上一部車子而生存。

　　有人為此發出了這樣憤激的聲音：為什么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無法用來孝敬父母，無法用來與妻兒一起享受人間美好，無法用來善待他人，而只能拚命往房地產商手里送，而這一切僅僅是為了一套有名無實的住房？！

　　在指責政府、房產商的同時，我們也許也該反問自己：自己對于房產的需求是否過于貪婪？

　　余華在《兄弟》的后記里寫道：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的事情，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回到房子問題上來，1998年才啟動的房產市場化改革到今天才不過8年，而目前中國約80%的(城鎮)家庭已經擁有自有住宅，而有百余年房產市場化歷史的美國才68%，英國為67%，德國為42%。世界經驗證明，任何社會中，一部分家庭是肯定買不起房的，在大部分歐洲國家，租房租住率甚至超過50%。而反觀我們，一個月薪三四千、家境一般的年輕人總在為動輒百萬的房產憂心，有必要嗎？

　　在香港，60平米以下的房子占整個房產市場的72%以下，9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只占10%，而我們的房子則是越大越好賣、越貴越好賣，對于一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沒幾年的國家，市場上供應的基本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房子，這正常嗎？

　　不可否認，中國正處于一個財富“注水”的旺盛時期，大量來路不明的資金在市場上流通，導致如此高漲的房價還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相信普通人還是大多數，這么多普通人卷入了這樣一場玩不起，或者說不值當的危險游戲之中，悲哀。

　　而這種悲哀恰恰是房產商、地方政府以及銀行愿意看到的，只要這場游戲沒有“翻車”的危險，它們就可以借助這種混亂的氣氛牟取暴利，而我們的普通大眾，只能成為犧牲品。

　　有人會說，市場經濟不是可以激發每個人的創富能力嗎？沒錯，市場經濟是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經濟，但不要忘記，市場經濟更是一個理性的經濟，在做出每一個選擇之前，要根據自身的條件、稟賦做出理性的選擇，自不量力的選擇注定要受罪。

　　住房消費同樣有其理性的規律，應該遵循“租小房-租中房-買小房-買大房”的過程，而當今中國許多年輕人本該租房子，卻也加入了購房大軍；本該買一居室、60平米，卻非要在市中心買個兩居室、120平米的房子，患上“購房恐懼癥”，只能說是作繭自縛。

　　寬敞、舒適的大房子固然是我們的夢想，但比夢想更高貴的，是拒絕幻想，勇于面對現實，做出更符合現實的選擇。居者有其屋不等于居者買其屋，更不等于居者買新屋、買大屋，作為消費者，拒絕貪婪，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租房租住、小居室或者二手房，讓“迫不得已的買房者有第二、第三個選擇，這樣，我們最起碼可以遠離“購房恐懼癥，睡個安穩覺了。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作者：賈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