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尋她而來的上百個新新人類女孩———她們有的耳朵上打了七八個孔、有的抹著藍嘴唇———女記者安頓有一種惋惜，甚至退縮和痛悔。她曾經被當做反傳統的美女作家，她也很高興自己“女性新潮生活方式的展示者”的身份。但她漸漸發現其中的極大弊病，這種社會時尚在迷惑著一些人像坐著有著迷人裝飾的花車駛向山澗。

　　安頓在4年前出版《絕對隱私》以后又出了七八本書，在這些書里，她力求做到冷靜、學術———她的工作被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者賞識，要求她做成“當代中國人的心理標本”，成為哈佛大學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她良善的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底蘊和幾十年中國傳統的熏染，使她對這種“當代的醉生夢死”表現出本能的反感。她體察到這種幾乎無人能規勸的風尚———與新潮、開放、瀟灑等被冠以美好意象的詞匯和概念作對的下場是不妙的，但她寧愿放棄中立的學者風范，甘當衛道士。于是，她寫了新書《絕無禁忌》。她說，這本書跟她以前所有書不同，她在里面埋藏了警告，“本書之所以取名《絕無禁忌》，除了要反映這些受訪者的精神特質外，還有一層意思：他們中的一些人，要為‘絕無禁忌’的人生付出較高的成本”。

　　安頓迄今已經采訪了4000個中國人。她“絕對隱私”的旗幟亮出后，那些“新新人類女孩”像潮水一樣涌向她。安頓的辦公室成了她們傾瀉的一個地方。她們做了、罵了、笑了，她們反傳統，鄙視道德，但還有一些廉恥心，于是對朋友家人同事保密，但總要有一個傾瀉的地方，她們選中了安頓的工作室、安頓的版面和安頓的書。她們認為在這里把自己赤裸起來也是都市時尚的一部分。

　　她們并不尊重她們的記錄者安頓，管她叫“老老人類”，因為安頓沒有通過她們的考試，“許多我采訪的女孩子都要考我：你看過哪部日劇，喜歡哪些韓國明星，有沒有婚外戀，一夜性，暗戀過誰……”她們當面戲謔地稱呼她“老老人類”時，總使安頓想起第一次接觸“新新人類”這個詞的情景。

　　那是1998年她采訪一個19歲女孩時聽到的。她沒想到當代女青年有這么殘酷的經歷。那個女孩來自北京的一個單親家庭，跟著母親生活。母親沒有再婚，跟一個男人同居。這個女孩16歲開始有性經歷，來找安頓的原因是懷孕了，而她不知道是兩個月之內與之發生關系的6個伙伴中的哪一個。她向安頓借300元錢，她做墮胎手術時滿不在乎……但安頓那時還為這個女孩的勇氣，為“這個社會進一步開放和對個性的寬容而高聲喝彩”。

　　安頓一度是“反叛傳統和禁忌的吹鼓手”。但伴隨著4年來采訪對象的增加和每一次采訪的深入，安頓開始思考和醒悟：“這難道就是我們所期待的社會變革和進步嗎？”“他們沒有敬畏，沒有恐懼。比如人工流產的女孩子，她們不認為那是個生命，而認為是身體里的一個垃圾。好多人像爬蟲，要知道，一個女人流過產跟沒有流過產的不一樣，正常的流跟不正常的流也不一樣……”

　　安頓經常被采訪對象“騷擾”。寫《絕無禁忌》的時間離現在最近，因而被“騷擾”的程度最甚，“這些女孩子太沒禁忌，她們認為什么都可以用錢買。她們很直接很‘酷’，有的上來就問，我的經歷很豐富，采訪一次給多少錢？有的上來就抓我手機，要我送給她……她們與男人分手了或是生氣的時候就讓我請吃飯，她們認為人生就是吃飯、玩、與男人在一起……”

　　安頓寫《絕無禁忌》表達了她的擔憂，在書中她寫了一個上海的非常漂亮嫵媚的女孩，成了香港的女富人，她沒有一點感情，她的目的就是捕獲男人，利用其向上爬，然后一腳踹開尋找新的……這個女人也有傾訴欲，多次找安頓采訪她。在實際采訪時，安頓曾忍無可忍，對這個上海女人拍桌大罵：“你是個狡猾的魔鬼……”

　　她們必然后悔！安頓對記者斷然判定。她最近采訪了一個得艾滋病的19歲女孩，她15歲開始跟不同的男人睡覺。安頓采訪時請她吃飯，她自己帶一個杯子用，不想傳染別人。女孩說：“我付出這么多代價，才懂得了自律。”

　　安頓特別想告訴“新新人類”：“美國的一些男孩女孩在得艾滋病后開始把手放到《圣經》上，發誓忠于婚姻家庭。美國人已經替全世界寫完了這樣一頁，我們為什么還要重寫它？許多代價可以不必重新付出，你可以顛覆，可以反叛，但要知道，人太渺小，一些舉動無礙大局，只能給自己帶來傷痕。”

　　來源：《中國青年報》2002年10月22日，記者沙林，原題：《隱私作家被當代女孩隱私嚇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