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3日電 (記者 夏賓)國務院第三次全體會議近日討論擬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多做有利于提振信心和預期的事”。

　　凝聚共識、提振信心的關鍵點在哪？今年經濟發展預期目標怎么定？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時稱，全國兩會上設定的目標會帶動政策走向、釋放明確信號、管理改善預期。

　　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一般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CPI)預期目標相匹配。姚洋直言，這是非常新的提法，過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相關工作內容時，很少把貨幣政策和CPI目標聯系起來，這次更加接近現代貨幣政策的目的。

　　他希望，今年貨幣政策可以朝著全國兩會確定的CPI目標發力。在CPI低位運行的情況下，定下CPI目標實質上可以發揮預期管理的作用，有助提振信心，對整個經濟的需求回升也有推動作用。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新質生產力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熱詞，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

　　姚洋：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只要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或者更確切地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這些生產力，都是新質生產力。中國從過去比較粗放式的增長變成高質量增長，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概為20%至40%，我預測這個比例會向著高端轉移，因為過去有段時間比較低，未來可能會提到30%甚至接近40%，這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表現。

　　中新社記者：當下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應該在哪些方面發力？

　　姚洋：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下一步提高要靠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水平、創新能力。

　　關于經濟增長有一個基本模型叫做索羅模型，這一模型認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最后會達到一個所謂的穩態，在穩態時國家人均收入的進步速度就等于國家技術的進步速度；在國家沒有達到穩態時，人均收入的提高還可以靠資本積累。中國現在還沒有達到穩態，但資本積累所占份額會越來越低，技術進步的份額就必須提高。

　　假設到本世紀中葉時，中國走到一個穩態，人均收入的增長就要完全依靠技術進步。現在是過渡期，所以必須打拼技術進步，中央所制定的高質量發展這條路，就是為轉型服務。

　　中新社記者：激發消費潛能、擴大有效益的投資，今年在這兩方面我們該如何去平衡和發力？

　　姚洋：關于中國消費有一個迷思和誤解，總覺得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不夠。

　　事實上，從1992年開始，中國進入一個外向型經濟的時代，中國的生產潛力迸發，但多數增長的生產潛力都在為世界服務，以出口為主的特點造成了國內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特別是本世紀頭10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增長速度飛快，出口功不可沒，這樣進一步加劇消費占比下降。這里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口，另一方面也是收入增長的結果，帶動儲蓄率提高。

　　這個情況在東亞不特殊，日本曾經降到過52%左右，韓國也基本上降到了這樣一個水平。

　　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開始調整，消費占比開始上升。剛剛發布的國家統計局公報表明，扣除價格因素，去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達9%，這是非常快的，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達82%。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激活投資就非常重要。投資是兩方面，一個是企業投資，一個是政府投資，但企業投資是內生的，今年要更多關注政府投資。

　　回到最基本的宏觀經濟學原理，一個國家的增長速度，如果沒有達到潛在增長速度，就應該刺激需求，可以搞貨幣政策，但貨幣政策在信心不足的情況下會失效，所以必須搞財政政策。

　　這時候發債不會造成通脹，對未來也不會造成很大負擔，會即時轉化成產品，推動經濟增長，債務就可能被稀釋掉，甚至消解掉。政府主動負債，讓經濟輪子轉動起來，我覺得是一個正確選擇。

　　中新社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而過去是說與名義經濟增速來匹配，為什么會特別強調價格水平預期目標？

　　姚洋：這是一個非常新的提法，我們過去會定一個CPI目標，但很少把貨幣政策和CPI目標聯系起來，這次更加接近現代貨幣政策的目的。

　　比如說，我們定1.5%的CPI目標，希望貨幣政策也朝著這個目標去推動，因為在CPI低位運行的情況下，預期不太好，定一個CPI目標，實質上是一個預期管理，外界認為貨幣政策會朝這個目標走，會降息、降準，大家的信心會回來，對整個經濟的需求也會有推動作用。如果能降息，老百姓購房負擔會下來，可以推動房地產企穩回暖，企業投資意愿也會提升。

　　中新社記者：我們看到最近房地產領域的相關政策非常多，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您認為今年會呈現一個什么樣的態勢？

　　姚洋：中央連續出臺了很多激活房地產的政策已經在見效，力度可以再加大一些，可以考慮全面取消限購，這對于大家恢復信心很重要。

　　同時，銀行房貸還有很多潛力可挖。比如說，不要分一套房二套房的利率“歧視”，地方政府也不要去干預房價，我們的銀行體系足夠大，能夠應對這些風險，房價調整到位，老百姓就會覺得該出手了。中國住房的剛需還有很多，有人計算過，即使到未來市場穩定下來，每年住房需求仍在10億到12億平方米，這是一個巨大的空間。

　　供給面政策也可以做一些改善，能不能把放貸的權力還給銀行，政府部門加強監管，讓房地產公司有流動性，就會去把保交樓給做完。

　　我期待，需求和供給雙管齊下，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把房地產市場穩定下來。

　　中新社記者：中央已經提出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發展銀發經濟，推動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您有哪些建議？

　　姚洋：鼓勵生育有多方面的事情要做，從易到難來講，第一是住房租售同權，第二是三歲以下孩子的托兒問題，第三是教育減壓。歸根到底是養育子女的成本，而且主要是女性成本太高，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面對老齡化主要是社保、醫保兩個方面，從1962年出生到1976年出生的大約4億人，未來15年都要退休，拿養老金平均有25年左右，甚至更長。

　　另外考慮到整體健康習慣問題，我們的健康壽命遠遠低于生物壽命，老年人晚期的醫療費負擔很重，所以要提倡一個健康老齡化，作為社會工作的重點之一來推動老年人的健康老去，減少對醫保的負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