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

　　經濟觀察報：中國有一批經濟學家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同時他們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著改革開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員。

　　張維迎：這不奇怪，因為中國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縝密的計劃展開的，而是邊摸索邊前進。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中有許多人還不知道經濟學是何物。恢復高考那一年，我報考的是西北大學中文系，錄取時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系，學的就是傳統政治經濟學。西北大學缺少像北大這種師資結構，沒有教西方經濟學的。畢業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學的專業還是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是偶然的機遇，我的思想不會有徹底變化。

　　經濟觀察報：什么機遇？

　　張維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開了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這次年會是我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我們西北大學是主辦單位之一，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那時我23歲，被推選代表小組到大會去發言，講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系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引起了很大爭議。

　　經濟觀察報：記得茅于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你的發言給他印象很深刻。

　　張維迎：茅于軾、楊小凱、田國強這些人我都是在這個會議上認識的，我受他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楊小凱和茅于軾先生，茅于軾講的擇優分配原理對我的啟發很大，使我對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模糊地認識到過去大學四年學的政治經濟學有問題。會后，我在西安一家專門賣內部書的外文書店買了英文版的薩繆爾森 《經濟學》和臺灣翻譯出版的JohnDue與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級經濟分析》。我就以這兩本書為藍本，自學現代經濟學。同時我還組織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辦了個 “讀書班”，系統地自學《微觀經濟學》。每周我們聚一個下午，我來主講。你要給別人講，你自己首先搞明白。這樣半年多下來，“老師”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真正搞明白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價格理論”。同時我也在看另外一些書，包括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還有英文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等等，慢慢形成了對市場概念的一個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時候，我腦子里的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重要的東西，一個是價格信號，一個是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大概在“讀書班”前后，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文章《為錢正名》，也引發了一場風波。

　　張維迎：那是讀書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發表的，這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錢是社會的一個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所以不應該回避錢，把它看作壞東西。文章發表后趕上“反精神污染”運動，全國掀起一場針對我觀點的大批判，《中國青年報》等報紙整版整版的批駁文章，文章還被陜西省的某位主要領導點了名。西北大學校方承受巨大壓力。學校研究生處處長把我叫去，說：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么多年，你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再說了，發這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軾先生則來信勉勵我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我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經濟觀察報：這是你第一次受到輿論的批評。

　　張維迎：是第一次，當然不是最后一次。

　　經濟觀察報：在自學西方經濟學的同時，你也很關心現實問題。

　　張維迎：對，我很關注當時政府有關整頓價格秩序的報道，我覺得自己對價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與當時流行的觀點不一樣的想法。

　　經濟觀察報：流行的觀點是什么？

　　張維迎：因為企業有自主權了，農副產品放開了，市場上比較混亂，有些人不執行國家計劃政策，偷著超出計劃價格賣產品，政府接連發紅頭文件、在《人民日報》上發文章，要求堅決整頓價格秩序，嚴格執行國家政策。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官員也認識到，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已經成為改革的“攔路虎”，討論價格改革的文章越來越多。但是當時“計劃價格”仍然是一個“神話”，主流觀點是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的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價格必須由國家計劃制定。所以，人們討論的所謂價格改革實際上是 “價格調整”，就是如何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體系調整到合理水平。

　　經濟觀察報：經濟學家也沒有人提出要根本改變價格的決定機制？

　　張維迎：沒有，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價格體系不合理的病因在于計劃制定價格時沒有遵循“價格規律”，而不在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他們相信，合理的價格體系可以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出來。

　　經濟觀察報：當時你已經是一個市場價格論者了？

　　張維迎：是的，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因為苦讀了微觀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腦子里。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從而調節供求、引導資源配置，怎么能用政府的辦法去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