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在80年代后期，企業家成長是你研究的重點？

　　張維迎：當時體改所已經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作為初出道的年輕經濟學者，我有幸直接參與了當時有關改革政策的研究。當時大多數站在改革前線的經濟學者研究的領域都非常廣泛，我也一樣，研究領域涉及價格改革、宏觀調控、企業家成長、所有制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勞動力市場與收入分配、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許多方面。可以說，幾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問題我都去思考、去探討。當然，企業家成長是我的研究重點。

　　經濟觀察報：那時候，中共中央已經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企業家的重要性也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

　　張維迎：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似乎只要企業有了“自主權”，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是伴隨著改革中企業行為短期化的出現而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的，尤其是到了1986年，改革中企業行為的短期化越來越嚴重，學者們都在研究和思考為什么會這樣。此時就出現了一種新的主流觀點，認為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中國需要企業家但是不需要資本家；造就企業家的關鍵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給予企業充分的經營自主權，而不是改革所有制。

　　經濟觀察報：你肯定不認同這種觀點。

　　張維迎：非常不認同。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一文，文章開門見山地說：“商品經濟=價格改革+企業家。如果說價格是商品經濟中資源配置的信號，企業家則是其運行的決策主體”。

　　經濟觀察報：這是你一貫的看法。

　　張維迎：是這樣。我在文章里說，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一個最大區別是，計劃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政府官員，而商品經濟的運行主體是企業家；如果說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那么，造就千千萬萬的企業家則是改革的主題所在，改革的過程也就是經濟運行主體企業家化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如何造就呢？你給出答案了嗎？

　　張維迎：我給出的答案是，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職業化的企業家隊伍，除了逐步放開價格外，還必須改革現在的財產所有制度。造就企業家之所以艱難，原因在于它涉及企業財產制度的改革。企業家是特定的財產制度的產物，沒有這樣的財產制度就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

　　經濟觀察報：但是有人說，不需要改革所有制，在國家所有制下，政企分開就可以，就能夠產生企業家。

　　張維迎：在我看來，國家所有制只能產生官僚經理，而不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因為國家所有制缺乏財產的人格化主體，企業財產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無人所有，代表全民所有權的官員并不是真正的財產主體，他們并不關心財產的增值，所以不能夠對企業領導人形成有效的約束，預算約束一定是軟的。企業的所有權可以與經營權分離，但是財產關系必須明確。財產關系不確定，企業就只有短期行為不會有長期行為，因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長期收益是別人的。

　　經濟觀察報：當時有人認識到國家所有制存在問題，建議把國營企業財產分成股份，由各級政府部門交叉持股，形成政府聯合股份公司，選出董事會、任命總經理。你明確反對這種做法。

　　張維迎：我在文章里說這是典型的 “用在馬背上畫白道道來制造斑馬”，除了增加扯皮、降低效率外，沒有增加任何新東西。因為政府官員就是政府官員，絕不會因為被任命為董事就成為真正的股東。企業家不是培養的，而是由市場競爭出來的，造就企業家一是要改革財產問題，二是要放活市場，如果前者是產生企業家的關鍵，后者是企業家產生的基本途徑。

　　經濟觀察報：公有制一直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你呼吁改革財產所有制度，頗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韙，黨報發這樣的文章也夠思想解放的了。

　　張維迎：我說過，那時候中國的政治氣候時緊時松，松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可以冒出來。1986年9月的政治氣候相對寬松，否則這樣的文章不可能發表。在這篇文章之后，我還完成了兩萬多字的長篇論文《企業家與所有制》，提出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當時任《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的唐宗先生非常喜歡這篇文章，決定在1987年第1期作為頭篇文章全文發表，清樣已經排出，但1986年底情況突變，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討論國有制的第二部分在發表時被刪除，只在內部刊物上刊登了，重見光明是90年代后期的事了。而這部分恰恰是論述“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的。

　　經濟觀察報：你是如何論述這個“定理”的？

　　張維迎：我提出以下幾條論據：第一，政企分開的不可能性。國家是財產的所有者和利潤的占有者，財產風險也就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既然國家是最終風險承擔者，國家就必須對經營者實行直接的控制，怎么可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所有權約束的無效性。全民的財產和政府的官員之間有無數個 “降壓器”，政府官員對于全民財產關心度——初始電壓“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最終輸出就更小；第三，解決經營者行為短期化的不可能。國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實業，無意仕途”的職業化經理階層，因為在他們看來，經營企業不過是走入仕途的一個階梯而已，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快放“衛星”；第四，預算約束硬化不可能。在國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現“關、停、并、轉”，而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破產。沒有人因為破產而遭受財產損失，破產又有多大意義呢？第五，經營者與職工制衡關系不可能。既然職工是企業“主人”，經營者就必須處于職工權利的制約之下，經營者就不可能享有一個企業家應有的獨斷指揮權，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職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無法制止職工同自己“攀比”。

　　經濟觀察報：在國家所有制下，這些問題不可能解決，也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步鑫生、馬勝利、周冠五等，都曾經紅極一時，最終又都落敗，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你的“定理”。

　　張維迎：企業家的完整定義是什么？第一，企業家要做決策；第二，企業家要承擔風險。在國有制下的廠長經理們既沒有決策權，也不需要承擔風險，那么多所謂的企業家，其實都是虛擬的企業家，實際上也就是官僚。遺憾的是，人們對他們的批評更多地集中在個人品質等方面，很少有人從體制上去思考問題，很少有人認識到“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

　　經濟觀察報：不過，你對“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的論證似乎并不嚴密。

　　張維迎：從學術的角度講，我承認這一點，因為我當時的理論功底不夠，對于企業家和所有制關系的論述還缺乏理論上的嚴謹性。1987年10月，我被體改委派往牛津大學進修了一年多，學術上大開眼界。原來沒去牛津之前，覺得自己理論學得也可以了，去了以后發現很多新的東西根本不知道，像什么“委托-代理理論”等，越學越覺得自己的理論功底不夠，所以進修期滿回來后，我決心重返牛津攻讀博士學位。但隨之而來的八九政治風波使我的出國計劃出現了波折。有關領導拿著我發表過的文章請專家審讀，看看有沒有宣揚私有化的問題。專家的意見是“屬于探討改革、學術爭鳴的范疇”，這樣我才通過政審，辦完出國手續，1990年9月登上飛往英國的班機，開始了我4年的留學生涯。

　　經濟觀察報：你在國家體改委工作6年，作為一個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你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從事政策研究，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但是你的一些研究和文章……

　　張維迎：我實際上也在研究一些與政策直接有關的問題，如宏觀控制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是我個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學者，追求理論上的徹底性。對我來說，每個政策建議都不過是理論研究的副產品，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我絕不為政府已經頒布的政策做注腳，也不會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觀點。我總是直截了當地表達我的觀點，政府聽不聽是他們的事情。當然，我也不會因為政府沒有接受自己的意見就指責政府不尊重學者的意見，因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科學，至少不完全是。我個人更喜歡通過思想的創造、理論的發展來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所以我不在乎提出的建議是不是被政府采納，我更在乎的是什么？我的思想、我寫的書、我的文章是不是影響了那些決策的人，影響了那些思考的問題人。也許我的思想影響了你，你的思想又可以影響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再影響下一個人，思想的影響力是一個鏈條，我希望自己站在這個鏈條的上游。總體來說，80年代經濟學領域是最為自由的，這就是許多新觀念能夠出來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看得出來，你對80年代很有感情。

　　張維迎：20世紀80年代是激動人心的年代，伴隨著中國改革改革的深入，體制轉軌中的矛盾不斷暴露，中國經濟學家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改革的實踐也培養了一代經濟學家。作為年輕經濟學者，我有幸見證和參與了80年代的改革，發表的絕大部分觀點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一些觀點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這是我深感自豪的。我沒有做童話里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馬國川)

　　(本系列已發表厲以寧、林毅夫、茅于軾、吳敬璉訪談錄，與《讀書》雜志共同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