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

　　經濟觀察報：你的碩士論文好像談的就是價格理論和價格改革。

　　張維迎：1983年底開始論文的選題，我意識到研究價格改革問題現實性很強，而且我很有想法，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樣，很新穎。那時我已經決定畢業以后要來北京工作，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受到批判，我就不想在那兒待了。在做論文期間，我有好幾個月都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也認識了很多現在的朋友，包括像周其仁、宋國青等人，他們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看法對我啟發很大。我經常去茅于軾老師家請教問題，他給了我許多幫助，他是我真正的學術導師和學術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觀點的形成離不開他的啟發。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價格改革思路。

　　經濟觀察報：你的思路是什么？

　　張維迎：企業自主權與固定價格體系是不相容的，中國價格體系的不合理根源在于價格管理體制的不合理，只要不廢除計劃價格管理體制，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擴大企業自主權與宏觀經濟平衡的矛盾不可能解決。因此，價格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放在放開價格管制上，而不是價格調整上。思路一旦形成，寫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兩三天時間就完成了1萬多字的文章 《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很興奮，拿去給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歡，剛好他在幫助丁寧寧編輯《專家建議》，那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內參。丁寧寧是能源組的負責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薦給了丁寧寧，文章就發表在1984年6月份的《專家建議》上。

　　經濟觀察報：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張維迎：在文章里我首先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價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場。我分析了價格的信息功能，僵化的價格體制如何導致價格扭曲，扭曲的價格又如何導致各種利益關系的扭曲和經濟結構的扭曲。然后我證明為什么必須把價格改革的重點放在價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因為價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價格體系不合理是“果”，是表現形式；如果不改革價格的形成機制，價格不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永遠不可能合理。我還打了個比喻：價格好像“溫度計”，計劃價格是一個“不脹鋼溫度計”，價格調整只是用新的“不脹鋼溫度計”替代舊的“不脹鋼溫度計”，而我們需要的是隨著氣溫變化而自動升降的 “水銀柱溫度計”。再接下來，我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的改革思路。文章寫到：“所謂價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以充分發揮價格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效能”(當時不能講市場經濟，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結果不可能是計劃經濟)；“價格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改革是一個連續的逼近過程。問題不在于第一步是否達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趨向合理”。我接下來提出了價格改革的八個步驟,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將產品的指令性計劃基數固定下來不再擴大，相應地開放計劃外市場，基數內按計劃價調撥，基數外按市場價交易。然后，國家再分批、分類、分步地逐步放開基數內產品價格，同時取消計劃和調撥，或者對某些產品“先調后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場價格體系。

　　經濟觀察報：你的雙軌制改革思路只是一種邏輯推理，還是從現實中得到的啟發？

　　張維迎：邏輯當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對價格理論沒有深刻正確的理解，不可能提出這個思路。但是我的具體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農村改革的啟發。事實上，我文章的第一節講的就是農村改革的經驗在于“放”而不在于 “包”，定稿后第一節的標題就是“機制的改革與改革的機制——農村改革的啟示”。7月份《經濟日報》發了一個征文啟示，要舉行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我就投去這篇稿子，稿子還是油印的。這次會議共收到1300多篇論文，有124人入選為正式代表。會后知道，開始時我的論文落選了，后來文章不夠，又在落選稿中挑選，結果被看中。后來我才知道，復審意見是《經濟日報》記者石小敏寫的：“此文很好！”

　　經濟觀察報：這時你還是西北大學的研究生。

　　張維迎：我們陜西去了五個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屆全國中青年改革理論研討會在浙江省德清縣的莫干山上舉行，所以又稱“莫干山會議”。這個討論會并沒有采取報告論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經濟改革及其相關問題作為中心議題，分七個專題小組展開討論。會議中的很多人血氣方剛，思想活躍，大家暢所欲言。我們不看電影，不游山玩水，激烈的討論經常延續到深夜。我在第一組，根據我的記憶，這個組一開始好像并不叫“價格組”，而叫“宏觀經濟組”什么的，可能是因為這個組最有影響的議題是價格改革，大家就叫它“價格組”。當時國務院價格中心正在用投入產出表計算合理的價格體系，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個發言的，他講了如何調整價格的思路。我當然不能同意他的觀點，迫不及待地發言批評了田源的觀點。我說，“調”不能解決價格不合理的根本問題，合理的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而不可能是政府制定，我還講了如何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

　　經濟觀察報：破天荒提出市場價格的目標模式，在當時的情況下，的確有些匪夷所思。

　　張維迎：所以除了田源本人，還有幾個發言者挑戰我。我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我一直對自己的邏輯思維很自信，也喜歡用一些淺顯的比喻。隨著討論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說服，至少覺得我講的有道理，我發言時點頭的人越來越多，掌聲也越來越多。我越講越興奮，后來也有人幫助我向大家解釋我的觀點，因為我普通話講的不好，有些人聽不懂。

　　經濟觀察報：有人說，莫干山上形成了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你是“放派”的代表，也是少數派。

　　張維迎：我現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無論“調派”還是“放派”，在具體做法上都包含有“調放結合”的思路。兩派之間的真正分歧是：第一，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不同，田源的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價格體制，我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第二，價格改革的主導方法不同，田源強調“以調為主”，根據計算出的“生產價格”調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而我強調“以放為主”，逐步放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體制，也就是市場價格。第二個不同是由第一個不同決定的，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模式仍然是計劃價格體制，調整價格就必須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產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還能有計劃價格體制嗎？而如果你的目標模式是市場價格體制，以調為主就是不可行的，調是不可能調出市場價格的。

　　經濟觀察報：所謂的“放”，就是“雙軌制”的思路吧。

　　張維迎：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之前，沒有人從“放”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在我看來，“放”是雙軌制的核心，無論我提出的改革思路還是后來的改革實踐，都是這樣的。不明白這一點，就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雙軌制改革。不“放”，市場這一軌從何而來？雙軌制從何談起？如果價格是政府決定的，不論同一個產品有多少種價格，也不能叫“雙軌制”。雙軌制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方式，雙軌制的具體辦法就是“有計劃地放活價格管制，逐步形成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的價格體系”。有些人沒有讀我的文章，或者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把“放”與“雙軌制”說成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還有些人望文生義，說我主張“休克療法”，一步到位。但任何人只要讀讀我的文章，或者真正認真聽了我在會上的發言，就會明白，我所講的“放”是逐步的“放”，通過“雙軌制”有計劃的“放”。

　　會議之前，我的文章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版本。會議期間，我和北京來的徐景安、內蒙古來的郭凡生住在一個房間。郭凡生是內蒙古自治區政策研究室辦公室負責人，他聽了我的觀點很興奮，會后他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我鉛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內容以《論價格改革》為題發表在 《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上。徐景安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總體規劃組處長，也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他這個人能夠很快認識新東西，會議期間有天晚上他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要我一起去參加。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接、太較真，擔心萬一首長聽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壞了。

　　經濟觀察報：莫干山會議結束后，你就回北京了嗎？

　　張維迎：沒有直接回去。因為會后要討論和寫作會議報告，有幾位與會者留在杭州，我也在其中。最后形成七份報告，其中關于價格改革的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我在報告起草過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講自己的看法，參與討論。報告是徐景安執筆起草的。他這個人綜合能力很強，而且因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非常清楚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關注什么、如何向他們獻策。報告沒有提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究竟應該是什么，是故意回避目標模式的爭論，擔心把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到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去。報告只是歸納了兩種價格改革思路：第一種，調放結合，以調為主；第二種，調放結合，先放后調。這兩種改革思路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說是他自己理解的兩種思路。兩種思路中都有雙軌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雙軌制。不久，張勁夫就在報告上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20天后，國務院負責人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振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由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1985年初政府正式把“雙軌制”作為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雙軌制隨后大面積推開，包括外匯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房改、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雙軌制思路基本上變成了改革的主導思路，問題就是速度多快的問題了。

　　經濟觀察報：但是近年來，在誰第一個提出雙軌制改革思路問題上，出現了一些爭論。

　　張維迎：這個問題不復雜，也不重要。說不復雜，是因為有文獻可查。我的文章完成日期是 “1984年4月21日”，比莫干山會議早四個半月，這在當年6月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專家建議》上標注的很清楚，所以我沒有必要介入爭論。我非常慶幸，茅于軾教授保留了這個文獻，自我認識他，他就從來沒有搬過家。說不重要，是因為盡管我的文章提出并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的改革思路，但是實際上雙軌制已經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和地方分權而自發產生了。即使沒有我，也會有其他人提出來。我的貢獻在于：第一，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價格改革的目標；第二，把現實中自發產生的雙軌制現象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