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正月十六，東莞市長安鎮長途汽車站。一場小型的招聘會在這里舉行。26歲的雷英芳背著包，在展位前搜尋了一圈，顯出失望的表情。自正月初九從老家陜西渭南到深圳，她和丈夫已經跑了數十家工廠和招聘會。

　　“工作好找嗎？”電視臺記者注意到了雷英芳和拖著行李箱的丈夫。

　　“不好找，哪里都不招人。到這邊一個星期了，一份工沒找到，身上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說著說著，雷英芳眼淚奪眶而出。

　　當天一大早，她和丈夫從深圳龍華登上長途巴士，準備到東莞石碣鎮投靠老鄉。哪知被長途巴士當作“豬仔”扔在了離長安鎮好幾公里的公路旁。夫妻倆又累又餓，背著包，拖著行李箱，步行至長途汽車站。面對攝像機鏡頭，她再也無法掩飾心中的委屈，嚎啕大哭。

　　2007年底，當時還在一家生產電腦配件的工廠做普工的雷英芳回老家結婚，在家里待了一年。再次回來，珠三角已變得讓她有點陌生。“怎么也沒想到，今年的工作會那么難找。”雷英芳說。

　　2008年初秋，各方態度尚比較樂觀，認為應無大礙。然而自去年十月份開始，在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沿海，由外部導入的危機開始全面蔓延。一時間，諸多企業被曝資金鏈斷裂，某某老板“跑路”了、企業減產裁員的消息不絕于耳。

　　三個月過去了，2009年春節過后，珠三角的情況到底怎么樣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珠三角進行了深入調查。

　　打工家庭感受珠三角陣痛

　　2月6日，正月十二。春節期間侵襲珠三角的寒潮剛剛過去。廣州火車站門前的廣場上，到處是肩挑背扛、行色匆匆的旅客。還有很多人散坐在廣場上，等待回鄉或者進入珠三角腹地。

　　31歲的羅小華和妻子黃小寧、女兒、妻妹，圍坐著幾個行李箱。他撥開一個煮雞蛋，權當午飯。羅小華1998年第一次出門到廣東，先是在家具廠打工，2001年后一直在東莞的五金廠工作，做有一定技術要求的模具師。在珠三角打工十多年，羅小華頭一次被迫在春節后反向而行，返回老家。

　　“訂單少了，工廠效益不好，裁員，沒辦法待下去了。”羅小華說。他所在的東莞祥鑫五金廠屬于一家叫金鑫的港資企業，金鑫下面有三家分廠，員工最多時近1500人。祥鑫主做模具，員工多時大約近150人，經過春節前的裁員已只剩下不超過100人。

　　羅小華的勞動合同至2009年1月20日到期，沒想到1月15日就接到通知說不再續簽。“老板分頭通知的，隔一兩天裁幾個。老板太不講情義了，說開就開掉。”羅小華在這家工廠工作了四年，擁有八年行業從業經驗。

　　羅小華工作四年，每個月連加班收入在3000元左右。按勞動合同法，應該獲得四個月的雙倍工資作為補償。“開始老板一分錢也不想給，后來我們告到勞動局，才給了一個月的雙倍工資作為補償。前三年廠里不跟我們簽合同，勞動部門不認可。”

　　“聽說也有工友愿意接受降薪留下來的，但多數人都不愿意，一年掙得比一年少，物價又這么高，怎么活？”羅小華看了看依偎在懷里吃零食的女兒。

　　無奈之下，羅小華決定帶著3歲的女兒回老家。26歲的黃小寧前來送丈夫和女兒。她在東莞市長安鎮一家叫景新(化名)的電子企業工作，在生產部做報表。她告訴記者，以前天天加班，月收入能到近2500元。去年10月份以后就沒有加班了，月收入驟降至1500元左右。一家三口，連房租、水電、吃飯帶孩子上幼兒園，一個月花費大約2000多元，壓力驟然加大。而以前情況好的時候，每月能存2000多元。

　　23歲的黃小鳳安靜地坐在地上，聽姐姐姐夫述說，眼神里滿是迷茫。她剛從老家——廣東省陽江市陽東縣那龍鎮——來到東莞。之前她在陽東縣城一家酒店做服務員，月收入七八百元。“去年老板答應加工資，下半年突然生意不好，不加了。收入太低，想出來換個環境。”她說。

　　“想找份什么樣的工作呢？”記者問。

　　“不知道。只要比原來收入高一點就行了。”黃小鳳回答。

　　“如果實在找不到工作，怎么辦？會回家種地嗎？”

　　“回去？做工找不到崗位，種地也不會，也吃不了那個苦了。我現在只能在城里生活。”黃小鳳說。

　　“她什么都不會，工資可能高不到哪里去，估計也就是1000元左右。”黃小寧提前給妹妹打預防針。出站口處，不斷有人流涌出來，扛著大包小包趕往旁邊的長途汽車站。他們要么是節后返回原來的工廠，要么是進入珠三角腹地尋找新工作。羅小華漠然看著眼前的人流，輕輕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