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陳甦：市場的多樣性可以化解證券市場風險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有兩條路：一條是高速公路，一條是鄉村公路。當前美國乃至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便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我們沒必要也沒有理由慶幸。我國之所以受危機影響相對較小，不是因為我們的駕駛技術好，而是因為我們的公路建造水平還出現不了如此嚴重的車禍。美國在積極進行國有化改制和加強政府監管，這也只是暫時的經濟救濟措施。待其恢復之后，依舊是高速汽車的車水馬龍。目前我們不能慶幸，而應著力修建鋪砌自己的高速公路，改善我們的交通工具。

　　創業板、股指期貨應當及早推出，多一個制度出臺總比少一個制度好，由于有了多種選擇，市場自主性才會真正體現出來，如果市場上只有一種交易方式，就談不上市場自主了。如果要增加市場的選擇性，就應當允許市場的創造性，這些需要我們法律促使市場有這樣的功能角度，市場有這種功能要有有助于健全市場的結構，現在看一下我們的證券市場結構是否合理，首先從組織結構上，我們都知道市場要有多樣性，要有多層次性，這個大家都是有共識的，但是我們考慮到市場的組織結構的時候就想，證券交易所在數量上為什么只能局限于兩個？其中的理由是什么？證券交易所為什么只能是會員制而不能是公司制或者其他形式？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為什么只能是證監會委派而不能自己選？組織結構上是繼續保持分業經營的市場還是過度到混業經營在市場形態上的融合性？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劉燕：重視場外衍生產品交易的市場風險和法律風險控制

　　對這次危機中中國企業所遭受損失做一個歸納，實際上危機有幾個層次，包括衍生品本身。分成三大類，一類是金融機構投資復雜衍生品，第二大類是中國企業在這次危機當中實際上參與了初級的避險工具的操作。企業想做套期保值投資，但可能由于其他方面遭遇的問題卻造成了巨大損失。第三類是證券市場非�；�礎的環節，就是金融市場的法律建設問題，目前幾乎沒有引起媒體的關注。

　　對每一個損失事件，都要從交易目的、交易行為和合約來研究。

　　總結這些企業問題，其初衷無可指責，都是要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實現保值，但是都出現了問題。理論上中國作為資源的進口方，作為多頭方，選擇應該是這兩個往上走的線，但實際上統統做出來的是往下走的線，這是他們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究竟由誰承擔責任？當然其中也有個別企業存在公司治理的問題，包括也有投機的嫌疑。我們特別注意有一個事件，即中航油在境外做空頭，所有的方面都是違反規則的，交易規模非常大，做了三年的量，一賭再賭，輸了以后再加倉，在公司治理上所有的風險控制沒有執行。

　　對于中國的企業，我們在評價金融市場風險的時候，一定要深入到企業的具體動機和目的，研究的初步結論有這么幾點：

　　第一、中國企業加入WTO以后已經在做國際化競爭，因此它特別需要規避各種風險，包括地域風險、商品風險、外匯風險，實際上是金融衍生品下面的標的物。這一方面場內交易的品種非常有限，大量的是場外的交易，場外交易有特殊的風險控制，都是企業和金融機構打交道，所以在這個里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企業遇到的問題。留給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能做些什么幫助企業，在基礎環節上能做什么？

　　第二、是風險控制。避險工具本身是為了控制市場變動的風險，但是避險工具是雙刃劍，交易不合理，交易規模太大，市場判斷錯誤很容易出現嚴重的內傷，所以這就是強調風險控制的原因。希望能夠把風險控制這個詞進入到公司治理的范疇里面。如果企業做衍生交易是一種風險控制，企業就是要為此付出代價，該付出的成本就得付出。這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如果不扭轉，我們企業的決策直接影響到如何選擇交易結構，選擇什么樣的產品。

　　第三、關于控制程序的設計，還有法律觀念的強化。市場衍生品是有輸有贏的，有避險的就有投機的，如果面臨賠錢的合同，就要信守和約。從立法這個方面，場外和場內一定要區分，正是在場外部分我們現在專業監管的法規以及國資委的風險監管都是主要指期貨，我們研究的恰恰是場外的遠期合同期權，這是一個目前立法上完完全全的缺失。如果進入到場外的交易監管，我認為是公司治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