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電影《古董局中局》和電視劇《風起洛陽》同步面世、備受矚目。它們的原著作者，都是馬伯庸。待與觀眾見面的馬伯庸影視作品，更是多達近十部，包括電視劇《風起隴西》《汴京》《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顯微鏡下的大明》、電影《哪吒傳奇·龍與地下鐵》《敦煌：歸義英雄》、動畫連續(xù)劇《長安十二時辰之白夜行者》等。

　　自從兩年前同名小說改編的古裝大劇《長安十二時辰》一舉爆紅之后，馬伯庸儼然成為IP市場的人氣王，其創(chuàng)作一時間“洛陽紙貴”，乃至出現(xiàn)“馬伯庸宇宙”這樣的業(yè)界概念。這不禁令人好奇，馬伯庸的文學世界究竟有何魅力？

　　因合理而更加精彩，這是馬伯庸小說別具一格的“好看”之處

　　為了保持劇集的神秘感，電視劇《風起洛陽》的原作小說《洛陽》還未上架，不知廬山真面目。不妨讓我們先從電影《古董局中局》的同名原作小說一窺馬伯庸的文學世界。小說中的故事發(fā)生在距離今天不太遙遠的時代，一些懂得鑒寶的人，憑借知識才干，找回并保護失落的寶物。小說在世界觀的細節(jié)上不像后來的《長安十二時辰》那樣考究，文詞與立意也不如《草原動物園》那樣詩性，卻為馬伯庸獲得了通俗大眾的市場。它可能在文學性上不是太高超，但夠“好看”。

　　那么，“好看”意味著什么？在《古董局中局》問世的前幾年，伴隨著《鬼吹燈》《盜墓筆記》系列的走紅，通俗小說界刮起了一股崇尚冒險、尋寶的疾風，以盜墓或考古為名目的小說層出不窮，但絕大部分都比較粗糙，核心內容沒有真實的歷史、文物知識作為基礎，只能靠渲染機關、陷阱、寶物法力和一夜暴富來增加刺激，本質上是幻想、靈異小說。這類小說或許也可以是“好看”的，讓人手不釋卷，但它的魅力實際上在真實的古物、古墓之外，絕大部分的作品都沒能在寫作中充分地開掘出歷史、文物蘊含的價值。

　　《古董局中局》的寫作卻獨辟蹊徑，小說中運用的歷史知識都是確實可考的，關于寶物的虛構也是合理的。和盜墓小說不同，國寶級文物在《古董局中局》的故事里極其珍貴，一生難得幾回見，這才成為多方競相爭奪的目標。小說對于歷史知識的運用，不是說教式的，而是與情節(jié)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在需要顯現(xiàn)的時候露出冰山一角，推進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這樣一來，作者不必給文物添加法力或詛咒，就可以勾起讀者的興奮，民族情感、家族沉冤、爾虞我詐，都自然而然地交織其中。換言之，《古董局中局》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平衡了小說的現(xiàn)實感與可讀性，它跌宕起伏的故事，正因為有了真實的歷史與分寸適度的虛構作為基礎，才能成立。它不是兼顧了“精彩與合理”，而是“因為合理，所以更加精彩”。而這，也是馬伯庸小說中別具一格的特色。

　　在史書的空白處，以奇想與實驗描繪上可供怡悅的花朵

　　單純憑借對于歷史背景的尊重，是無法成就馬伯庸的聲名的，很顯然，他的創(chuàng)作自有其跳脫之處。對歷史細節(jié)的重視，和專業(yè)主義的精神，僅僅是其中一個方面，或許對于影視改編可以帶來某些幫助，但在必要的合理之外，馬伯庸的小說遠非一板一眼的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中大量的奇想與實驗，造就了馬伯庸強烈的個人風格。這也是他歷史題材小說的重要特點。

　　《長安十二時辰》影視化的成功，與它對小說自身奇想、實驗一面的視覺呈現(xiàn)的重視，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關注馬伯庸小說寫作過程的讀者可能會知道，這個小說的靈感其實來自于反恐海外劇《24小時》，講述了一起在一天之內發(fā)生的恐襲事件，分為24小時，從不同的視角展現(xiàn)了事件的全貌。《長安十二時辰》的寫作，就是將唐代的歷史情境，和反恐題材商業(yè)影視劇風格相糅合的奇想與實驗，綜合了懸疑、解謎、陰謀、反轉和動作場景。《長安十二時辰》故事中對于長安城構造、城防體系等內容的展現(xiàn)，確實參考了大量唐代歷史研究的成果。但是作為小說重要元素的“靖安司”的強大的情報系統(tǒng)，還有將每個時辰的時間傳往全城的報時系統(tǒng)，其實都是作者的幻想。連續(xù)劇中，演員的服裝、道具因為得到了專業(yè)團隊的協(xié)力，達到了當時國內古裝劇道具還原度的巔峰，但那個在長安城屋頂上狂奔跑酷的“波斯王子”，分明還是對于同名經(jīng)典電子游戲《波斯王子》的致敬，更不用說那些富有工業(yè)浪漫色彩的大型木構機關了。

　　《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奇想與實驗還不僅如此。主人公張小敬，是一個身手不凡的退伍軍人。這樣的人物在史傳、歷史小說中都甚少當做主角來描繪，卻非常受到當代商業(yè)動作懸疑片的青睞。《戰(zhàn)狼》系列中的冷鋒、《疑犯追蹤》中的里斯等等，都具有退伍特種兵的身份。這使得他們擁有不為人知的過去，又缺少制度的束縛，還擁有足以與陰險狡詐的反派打得有來有回的身手，非常適合作為冒險懸疑故事的主角。這樣的主角設置，讓《長安十二時辰》的小說獲得了一種游離于權威之外的平民視角，在老生常談的“權謀戲”以外，展現(xiàn)唐代平民交織著悲歡的栩栩如生的日常生活，而這又與小說的反恐主題相呼應。小說改編為連續(xù)劇以后，也就為“古裝劇”界吹來了一股清新的風：原來古裝劇可以在帝王將相、后宮三千、才子佳人、刀光劍影之外，尋找到一條全新的路，一條交織著“絲綢朋克”幻想的平民之路。

　　在馬伯庸早期的某次講演中，他曾稱歷史小說的寫作是“戴著鐐銬掛衣服”，“鐐銬”自然是指“改編不是亂編，戲說不是胡說”，而“掛衣服”一詞，出自大仲馬的名言：“歷史是什么，不過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二者結合，也就是馬伯庸提出的“歷史可能性”小說，在史書的空白處描繪上可供怡悅的花朵。

　　IP市場“馬伯庸宇宙”的構建，面臨著一些顯而易見的挑戰(zhàn)

　　自《長安十二時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馬伯庸的小說在IP市場有了鮮花著錦之盛，業(yè)內甚至有了“馬伯庸宇宙”這樣的概念。其實馬伯庸小說的世界觀極為千變萬化，單篇獨立性較強，自身的“宇宙”感不算強烈。但近日面世的兩部改編作中，《古董局中局》中許愿的祖先在武周時期就已經(jīng)牽扯進佛頭大案，或許在武周背景的《風起洛陽》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作品之間的關聯(lián)。

　　然而，縱使馬伯庸的文才在通俗小說界中堪稱佳者，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他小說中有一些元素和特點，會為影視化改編帶來顯而易見的挑戰(zhàn)。

　　例如，馬伯庸有一些實驗性十分強烈的作品，不太適合改編成常見的影視劇形式。如非歷史題材的《歐羅巴英雄記》，它的魅力在于文體的錯置，而這種錯置是只能存在于閱讀體驗中，無法視覺化的。架空歷史的作品《殷商艦隊瑪雅征服史》，屬于“設定系”的寫作，有趣之處在于它的設定及展開，不以情節(jié)取勝。此外，《七侯筆錄》是一個帶有少年漫畫氣息的幻想故事，更適合動畫化；《草原動物園》雖然作為小說極為精彩，但本身是講述一個外國傳教士在草原建立動物園的故事，似乎也不是非常適合利用真人出演來展現(xiàn)，也許使用藝術動畫的形式來表現(xiàn)，會意外地合拍，但那似乎又不是IP市場所擅長的方式了。

　　再者，馬伯庸作為一名作者，盡管充滿創(chuàng)意，也具備突出的個人風格，但并不是一個寫作上的“六邊形戰(zhàn)士”。他的人物塑造功力雖在及格線以上，但不同小說主要人物的個性時而略有雷同，其中的女性形象，有時會讓人覺得缺少那摶土造人最后的一口仙氣。幸好他的小說不以言情為主，揚長避短。但IP改編市場總是出于思維定勢，愛加重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戲”，其實這是需要根據(jù)作者個人風格的不同而慎重操作的。

　　近兩年的IP改編影視劇里，時而會出現(xiàn)那些僅僅搭乘作者和主要演員名聲的便車、制作卻隨意敷衍的作品，也有原作平庸無奇，卻經(jīng)由“神改編”影視，反而讓作者名聲大噪，炙手可熱。IP市場的熱潮已經(jīng)回落，決定一個IP能火多久的，已經(jīng)不再是作者、作品本身，而是改編團隊與原作相互合作、彼此成全的能力。

　　(作者吳心怡 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復旦發(fā)展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