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在中山大學演講。當被問及對時下正在熱播的“百家講壇”有何看法時，他的回答頗為精彩：學術通俗化，這是學術本身和社會大眾的需要，不僅無可厚非而且應該大力表彰。問題是，現在受眾的水平就是這個樣子。多年前，朱自清寫《經典常談》，本意是寫給中學生看的，但這個通俗的小書現在本身也成為經典。當時的中學生，就有那樣的水平。電視必須考慮最大的受眾群體，“百家講壇”本意就是給初二水平的學生看的，超過這個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現在的學者沒法寫出分層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學術普及著作。

    陳平原尖銳的意見擊中了要害。問題在于，當時的中學生為何就有那樣的水平？現在的學者為什么寫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學術普及著作？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馮友蘭的《新世訓》、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以及朱自清《經典常談》的部分章節，最初都是在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發表的。這份以中學生為主要讀者群的雜志，幾乎集中了當時學術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則是，朱光潛、朱自清和錢穆，都是從中學老師步入大學教授的行列，錢穆則是連小學也教過。不難理解，他們對于中學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為何有著如此切近的了解和關懷。

    錢穆高足嚴耕望在為其師撰寫的《行誼述略》中，由錢穆幼年所受私塾及中小學教育，而感嘆于“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在錢穆的中學老師中，就有著名的史學家呂思勉。而作為小學和中學老師的錢穆，其學術造詣之深厚，讀其早年著述便可知，“今日大學教授”怕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吧？

    當然，這樣的情形，在社會分化日益劇烈、學術分工越發細密的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不過可資參考的是，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的大學、中學乃至小學并未像今天這般涇渭分明，學者與大眾之間，也沒有如此大的鴻溝。在一個社會各領域密切互動的格局中，學術與青年乃至一般讀者間，便會呈現出良性的循環，而文化傳統便在這其中生生不息，滋養著一代人的心靈。

    或許是出自我們自身缺陷的敏銳感知，學者葛兆光在為何兆武《上學記》所作的序言中，充滿敬意地談起“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別由何兆武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養，提出“教養”的話題。盡管何兆武“很謙虛地說到，他這一代人國學的基礎都非常差，沒有背過四書五經，但是，他從中學起就讀‘開明青年叢書’、讀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詩、讀顧頡剛和朱光潛、讀《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詮》，也看西洋電影和武俠小說，高中時還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樂府本事》）。”

    葛兆光把“教養”和“氣質”，歸結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變動不居的現代中國，或許不如說，正是一個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學術和教育體制，為何兆武這一代人的“教養”奠定了基礎。

    也正是這樣的文化教養，為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這一代人，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傳統得以延續。如果從一代人乃至一個民族的教養的角度，來理解學術與文化的普及工作，來看待青年的啟悟與教育，其間意義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視。

    經典如何普及

    在文化的傳承中，歷代積累的經典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光潛在談到現代公民獲得常識的必讀書時說：“我以為一個人第一件應該明確的是他本國的文化演進、社會變遷以及學術思想和文藝的成就。這并不一定是出于執古守舊的動機。要前進必從一個基點出發，而一個民族已往的成就即是它前進出發的基點。”然而經典由于文字和時代的暌隔，往往不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為了使經典成為一般讀者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前輩學者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1938年，朱自清受楊振聲的囑托，開始寫一部介紹中國古代文化精華的教科書。此后幾年，在昆明和成都以及來往于兩地的旅途中，朱自清一直沒有停下這本書的寫作，1942年以《經典常談》為題終于出版，幾年間僅在文光書店就印了五次。季鎮淮稱贊它“言之有據，深入淺出，意無不達，雅俗共賞，運用現代語言，講述古史內容，令人讀之不厭”。

    這本薄薄的談經典的小書，也已然成為經典。在缺少同類著作的今天，它更是被人反復提及，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過去的時代的象征。晚年的金克木在《書讀完了》中仍然懇切地呼吁：“我很希望有學者繼朱自清、葉圣陶先生以《經典常談》介紹古典文學之后，不惜動如椽大筆，撰寫萬言小文，為青少年著想，講一講古文和古書以及外國文和外國書的讀法，立個指路牌。”如今金克木先生已仙逝，不知這樣的呼聲是否會成為絕響？

    同樣致力于經典普及工作的還有錢穆。上世紀50年代，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講學時，即有意寫一部通俗的《論語》注解，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錢穆早年就著有《論語文解》、《論語要略》，對先秦諸子特別是《論語》浸淫日久，用力甚深，寫這樣一部書本來并不是難事。然而錢穆反復斟酌體例和文體，數易其稿，直到1963年才最后寫定，題為《論語新解》。對于一部通俗著作如此用心經營，不能不讓人感慨于前輩學者的嚴謹與認真。

    這樣一種嚴謹與認真的態度，歸根結底，仍是出于對經典懷有的敬意。錢穆在《論語新解》的序言中謙遜地表示：“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而該書是否能成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是否能“折衷群言而歸于一是”，仍然有待于“讀者之審正”。換句話說，錢穆并非要在《論語新解》中販賣一己的“心得”，而是備采前人的各家學說，加以申述，給讀者以最為通達簡要的知識，目的仍是讓讀者“直明《論語》本義”。

    在后來撰著的《孔子傳》中，錢穆更是明確地希望讀者借助此書，繼而“進讀《論語》以及其他先秦古籍”，不要認為讀了此書，就以為“對孔子了解盡其能事”。其實朱自清寫《經典常談》，也是同樣的用意，他希望讀者把這本書當做一條船，借它“航到經典的海里去”，“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孤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錢穆和朱自清都認識到，經典普及工作并不能代替經典本身，它們的意義是讓讀者親近經典，接觸經典。經典的普及不是把經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為當下實用的知識，而是充當燈塔和航船，把讀者的心靈引入到綿延不絕的文化傳統中去。這就是朱自清所說的：“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懷抱著如此莊嚴崇高的宗旨，下筆臨文時自然不會茍且輕慢。

    也正因為此，他們也就不會隨便遷就和迎合讀者的閱讀趣味，不會為了書的好賣而犧牲了經典的尊嚴。錢穆在寫《論語新解》的時候，本來為了通俗，打算全部用白話，然而寫了四分之一就后悔了，推倒重來。因為《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如果全用白話來闡釋宏深的義理，一味追求淺顯，就像“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亦減”，所以最終改成了淺易的文言，只是在每一章的結尾，用白話對全文做一個翻譯。

    自然，這一切都要求作者本人對經典要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與口。有如此的熱忱，又有如此的學力，《經典常談》和《論語新解》才成了新的經典。只是如今，有心、也有能力做這樣工作的學者，已經很難見到了。

    青年之困惑與時代的命題

    剛滿20歲的吳訥孫開始了他第二年的大學生活。苦悶攫住了他，年輕而敏感的心靈一時間感到生命的空虛和無意義。吳訥孫萌發了自殺的念頭。

    在1939年的這個關頭，作為西南聯大學生，他忽然想起了馮友蘭。馮先生給聯大一年級新生講過他的《新世訓》，聽聽他的人生見解也許會有些啟發吧。吳訥孫于是生出活下去的勇氣。如果不是馮友蘭的勸導，我們不僅會失去一位卓有成就的藝術史家，而且也無緣得見那部最美的校園小說《未央歌》了。多年以后，吳訥孫的同窗好友李賦寧仍然記得這段往事，并由此感慨于“馮先生的人生哲學對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同樣受益于馮友蘭人生哲學的還有詩人鄭敏。1949~1955年間，留學美國的鄭敏正是靠著馮友蘭“關于人生宇宙的哲學教育”，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壓政策下，艱難地完成了自己的學業，并保持了尊嚴。

    1940年，馮友蘭的《新世訓》由開明書店出版。這是一部面向一般青年讀者的談論“生活方法”的書，提倡“真正底天真活潑底人生”。朱自清稱贊作者“能夠見到那些顛撲不破的道理，將它們分析清楚，加以引申補充，教讀者豁然開朗”。作為“貞元六書”之一，馮友蘭日后對它的評價并不高，然而學者陳來卻認為，這部書對于指導當代青年的人生行為，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大約與此同時，在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有感于大學日益成為販賣知識的場所，忽視整個人生的修養，以及抗戰中重塑民族精神生命的迫切需要，每周對學生做“新人生觀”的演講。

    在敵機轟炸的威脅之下，在四周熊熊火光的燃燒中，羅家倫以拿破侖戰爭中對德意志民族演講的德國大哲費希特為楷模，向青年學生倡導“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和“文化的修養”。1942年，這些演講以《新人生觀》為題修訂結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短短的五年中即再版了27次。羅家倫的好友毛子水甚至認為：“可能他這本書對社會的貢獻比他別的工作要大！”

    龍應臺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1940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70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關注青年的人生問題，給他們以切實而不膚淺的啟示與指導，是現代學者的優秀傳統。不獨抗戰時如此，上世紀20年代馮友蘭就曾出版過《人生哲學》，并被列為高中教科書。朱光潛留學英國的時候，即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在青年學生享有盛譽。這兩部書，給當時還在中學讀書的何兆武，“打開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幾十年后，它們仍然沒有失去對青年人的吸引力。1956年，后來成為著名語文教育專家的商友敬在一家舊書鋪里與它們邂逅，站著一口氣讀完，“從那時起，我就自以為懂得了一點什么，敢于在同學中間侃侃而談了”。

    在那個戰亂頻仍、干戈擾攘的時代，從鐵屋子中覺醒而又苦悶于前進道路的青年，他們并不缺少精神食糧。而這些試圖為青年的人生問題尋找安頓之處的書籍，也沒有隨著那個時代的過去而速朽，沒有像我們今天市面上隨處可見的“人生哲學”、“心靈雞湯”般很快地成為明日黃花。

    這或許是因為，它們的作者，并不是如今日這般“心理專家”。作為那一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即使是在這些面向一般青年讀者的著作中，同樣凝聚了他們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切身的人生體驗。惟其深厚而不淺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們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重要的或許還在于，在對青年的關切和祈盼中，包含著對整個民族的關懷。對青年的指示和引導，同時也意味著民族的復興與重建，意味著文化的傳承和精神的塑造。這正如羅家倫所熱切呼吁的：“我們對于青年，現在最不可使他們失望，使他們喪失民族的自信心。”出于這樣的責任感，中國現代學者為一個時代的青年的教養，打下了堅實的底色。

    如今這個時代呢？ 文/季劍青

    （作者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