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有了男有了女為什么還有窮和富罵國家有了南有了北為什么還有城和鄉罵城里這么多高樓大廈都叫豬住了

　　罵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

　　罵人有了男有了女為什么還有窮和富罵城里這么多高樓大廈都叫豬住了

　　寫完《廢都》寫《懷念狼》，寫完《懷念狼》再寫《高老莊》，所有城市主題與返鄉主題，在賈平凹那里，都彌漫著一種對都市的疏離與揮之不去的悵惘，但在用《秦腔》為故鄉清風鎮唱了最后一曲鄉村挽歌之后，賈平凹終于隨著他的撿垃圾老鄉一同進了城。這部2007年的小說新作取名《高興》，讀完《高興》，似乎也為賈平凹高興，倒不是作品意義上的高興，而是感覺，這個一直號稱自己是農民的作家，這次不那么和城市擰巴著來了，他甚至借主人公劉高興的話說:“不能有恨，恨了就更難在西安生活。”

　　小說塑造的劉哈娃與五富，原本是清風鎮的農民，進西安城后，劉哈娃自己改名劉高興，以撿垃圾為生，生活辛酸，整部小說的調子并不沉重壓抑，因為不斷有各種的事情冒出來，有頻繁的對話加進去，62章幾乎可以呼呼地讀過去，當然，仔細品味，劉高興們的生活并不全然是“高興”，甚至大部分不是高興。

　　那么，這樣一部作品下來，作家本人，到底是高興還是不高興？采訪賈平凹，我非常想探究這個。

　　邊緣人的生命悲歌

　　孫:沒讀作品之前，先聽了一個段子，說您為寫這部小說，也扮做撿垃圾的去體驗生活，吃得太沒油水了，回到家就猛補一通。

　　賈:那是大家編派我，沒有這回事兒。其實就是去看看，西安城不大，晚上散步就轉到那里了。再說，我清風鎮的老鄉就有干這個的，他們到我家串門，特別能講這中間的事情。聽多了，就有了創作沖動。

　　孫:這從您的后記中能讀出來。小說中的劉高興是有原型的，甚至可以說，是從小說《秦腔》里面走出來的。很有意思，今年出了兩本農民進城的作品，一部是東北作家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一部是您的這部《高興》。我都特別喜歡。相比之下，《吉寬的馬車》情節更復雜，用筆也很狠，把城里人、鄉下人，每個人物的傷口都撕開了。而您的這部，人物關系、敘述視角都相對單純，就是城市隱身人所經歷所看見的城市生活。我知道同一個題材，每個作家感受不同，您在后記中說:是為記錄一種別樣的人生。但顯然，這只是作品的一個方面。

　　賈:關注現實，才可能寫這部《高興》，寫了劉高興到底要傳達什么東西？你說的沒錯，我更想寫的是人在困窘和強悍交織中的生命壯歌。農民進城，其實是無奈之舉，他們在這里受到種種不公，他們會有抵觸，劉高興的城市生活是不斷尋找想融進去的過程，是與農民意識掙扎的過程。作為他們故事發生的背景舞臺，城市向他們展示了好與不好的兩面，而他們都在承受并頑強地存活著，我想寫的就是這種生命的悲壯。

　　劉高興的靈魂靠近城市

　　孫:看起來想得清楚，但為什么寫起來又有掙扎？后記中你說共改了五稿，甚至第一次寫的十萬字都毀之一炬。不滿意在什么地方，想使的勁兒又朝哪使？

　　賈:最初以第三人稱寫，后來試過第二人稱，現在變成第一人稱。看起來是敘述人稱的轉變，其實是心態的修改。畢竟我是農村出來的，真正去接觸了那些城市邊緣人的生活后再寫，很容易就想為他們憤憤不平，寫著寫著，自己那種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就出來了，好像在替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

　　孫:那么又是什么讓您調回來了呢？

　　賈:還是生活中的原型給了我啟發。劉高興在生活中的原型是我一個老鄉，他現在西安拾破爛，時不時到我家串串門。他每次跟我說起他們的生活總是繪形繪色，即使和我西安那些文人朋友碰到一起了，也仍然能夠坦然幽默地應對。有一次我就問他:你為什么總是高興？他回答一句:我是劉高興，怎能不高興。這一句話讓我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寫，寫什么。

　　不管怎么說，我所住的城市和你所住的城市，城鄉一體化是大勢所趨，無數農民工他們要在這個地方謀生活，他們的后代也將在這里繁衍生存。我覺得，第一代農民工怎么掙扎求生，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代、第三代怎么生活。因為他們身上已經退去了農民優良的本色，但很有可能把城鄉不好的東西都吸收在身，這才是中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孫:不過，有劉高興這種人物的出現，后代對城市的對立情緒估計不會那么大。他對城市也不是特別滿意，但是他會努力調適自己。這表現在他一次次教訓五富“吃飯要像個城里人，走路也要像個城里人”。劉高興與五富一對兒人物的出現，是小說中常見的反差二人組，我覺得您個人是認可劉高興的方式的，所以不經意間，也讓他替您說了很多話。

　　賈:很多媒體讀者說他們更認可五富，覺得他才是農民。但我覺得他們可能對現在的農民不了解。農民中不乏像劉高興這樣有智慧的人，他們缺的是城市人的經見。城市流動增多之后，他們有些已經和傳統農民不一樣了。或者說，靈魂上的有些東西更靠近城市。

　　孫:就是你書中描寫的，劉高興有時比城里人還城里人。去一個飯館吃飯，那個老板的父親還認為他是大隱隱于市的高人。

　　賈:他起碼是有文化的，對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感覺的，他要抓住那種東西，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滿足。

　　孫:這就說到了他和孟夷純這個發廊女的關系。孫惠芬的小說中也寫到了發廊女，兩相比較，我更認可《吉寬的馬車》中吉寬與發廊女的關系。自始至終剪不斷理還亂，混亂又真實。而在您的小說中，孟夷純更像是想象中的人物。雖然小說中一次次描述到鎖骨菩薩塔與高跟鞋的意象，指向都是孟夷純，我理解她身上維系著劉高興們對女性溫暖慈悲的理解與向往，但落實到這個人物身上，還是有些單薄。我同時想知道，西安真有個埋葬著“以妓之身而行佛智的菩薩”的鎖骨菩薩塔嗎？

　　賈:西安沒有，是我把延安寶塔的來歷移植到這里了。孟夷純也有現實原型，但在我的創作設想中，她是個次要人物，我是把她當成城市生活內容的一部分來寫的，并沒有涉及許多。也算不上成功。

　　《秦腔》是一面坡上鋪一排窯洞《高興》是一座小塔栽一朵月季

　　孫:看《高興》老想到《秦腔》。您在后記中形容:《秦腔》的結構，是陜北一面山坡上一個挨一個層層疊疊的窯洞，而《高興》，則是只蓋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讓磚頭按順序壘上去，讓花瓣層層綻開。這兩部作品我都喜歡。但也確實，讀《高興》的閱讀快感要多。它不算出奇但是緊湊，人物有活動，跟著走就是，《秦腔》是日常生活，看一半與全部看完沒什么區別，因為一個窯洞一個窯洞的生活是一樣的。創作《高興》，您是在有意識地調整節奏嗎？

　　賈:當然是內容決定的。農村生活有時候就像黃河水，泥乎乎的，看不到動靜，其實還是在涌動。而城里生活是瞬息萬變的，跳躍式的，寫到這里，筆自然就動起來了。寫作不可能總是本色寫作。也可以說，生活形態決定寫作樣式。

　　孫:那我也就進一步理解了，為什么這部小說不像《秦腔》那樣，用方言才能讀出味兒。我試了一下，這部小說用普通話讀，沒有障礙。最后再追您一個問題:劉高興說，我叫劉高興，咋能不高興。你寫了半天《高興》，到底高不高興？是劉高興這個人物帶著你走，還是你在改變劉高興？

　　賈:劉高興順著我，我也順著他，兩人合作著往前走。作為他，是可以自得其樂，甚至有些小小的阿Q精神的。但作為我，不可能真正高興。因為那是一曲生命悲歌，是人在最困苦的環境下迸發的頑強生機。所以我不給他灰色的調子，就是他背著五富的尸體出現在西安廣城上被警察發現時，我描述周圍的景色，樹的色彩也是亮麗的。我要呈現困苦中的溫暖。(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