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當今不用電腦寫作的少數作家之一。“爬格子”30年，他手寫了500多萬字，出了長篇小說《康熙大帝》(4卷)、《雍正皇帝》(3卷)、《乾隆皇帝》(6卷)和雜文集《匣劍帷燈》共14本書。他在康雍乾時代氛圍中游刃有余，能“以極近人之筆寫驚人之事”，緣自于寫作初期他就給自己定下的原則：不做任何影射，不根據當今的某種需求，去從歷史中找根據，尊重歷史、尊重藝術。他一直遵從這兩個原則進行自己的創作。他說，“如果這兩條做到了，從道理上說，現代人應該能從書里找到當今生活的一些認知或從中攝取知識和營養。”

　　“河南是我的衣食父母”

　　二月河的歷史小說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河南，這是歷史事實，雍正繼位后實施的耗羨歸公政策、官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改土歸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河南是“試點”。康乾時期的農民減負與雍正時期的養廉銀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從河南開始的，康熙、雍正、乾隆也都有關于黃河治理的問題，整個康熙第三卷以是以治理黃河漕運為主體的。“落霞系列”寫完后，近年寫的隨筆散文，更多地涉及到河南包括南陽，少林寺、白馬寺、孔子的故里商丘、劉邦起義的永城市漢興園、陳勝吳廣墓地永城等等。

　　雖則生在山西，但對于生活了幾十年的河南，二月河傾注了滿腔的熱情。“河南是我的衣食父母。一是我在河南，全盤接受了河南的文化底蘊，所受到的文化滋養來自河南，從小時候生活的洛陽，到現在所待的南陽，我在河南這塊文化沃土上成長起來，思想理念、思維方式都是河南的，河南從精神上物質上養育了我；二是我的事業在河南成功，從部隊回到地方上以后，1978年，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風吹到了河南，也‘吹綠’了二月河，這才有了我的一系列書；第三，河南人都很愛我，我也愛河南人，無論走到哪里去，都能看到人們對我友善的笑容，尤其是南陽，街坊鄰居見了我非常親近，我對他們也產生親近感。河南的天文地理、氣候溫度、飲食衣服我都全盤接受。人不能不認祖宗，我是山西人，但已經與河南人融為一體，河南人榮，我榮，河南人辱，我辱。”

　　準備寫書：盡一下對南陽的孝心

　　二月河說，自己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對河南，尤其是對南陽系統地整理一下。“在南陽居住的時間太長了，我打算按自己的構想，在宣傳南陽、張揚楚漢文化特色上做一把努力，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一個是想對南陽的宗教文化做些工作，再把南陽漢代留下來的文化整理一下，包括劉秀在南陽的活動；再一個對現代的南陽取得的驕人成就宣傳一下，包括我們南陽黃牛、皮爾蒙特牛，南陽的乙純產業，不單是為宣傳而宣傳，而是必須具有世界意義。另外還有工農業的建設歸流一系列改革措施新農村建設的成就，匯集下來，寫一部書，盡一下對南陽的孝心。”

　　10年前，曾經有人問二月河，你最像自己寫過的哪個人物？二月河說，像伍次友，康熙的民間師友，戰略家，一介布衣，明達，干凈，恬淡，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儒教中的理想人物。現在呢？二月河說，我就是二月河，別的什么都不是，我就是南陽人民培養起來的，理應為南陽人民效勞。

　　作家免稅議案是想貼補書價

　　先不說福布斯排行榜爭議如何，二月河畢竟“榜上有名”。然而這個時候，連續三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二月河，卻在兩會期間提出為作家免稅的議案，一時間質疑聲此起彼伏。他說，沒有一家媒體是把自己的原意準確地表達出來，所以看到別人的質疑，他就在旁邊笑，心里說，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他從沒有辯解，一律不回應。他覺得給大家一個討論機會，也不是壞事。“我坐在屋里捫心自問，我說的話沒有多大問題，作為人民代表，想問題要想得多一點。”但是，“我是有個前提，免稅后不是把稅發給作家，而是貼補到書價上，把書價降下來。最好不單是不征作家的稅，出版社原創作品的出版稅也不征，把兩種稅都貼補到書價上。”二月河說，政府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打擊盜版，效果不好。如果政府有出版補貼，把書價降下來，盜版就變成高風險、微利潤的“事業”。這樣一來，誰還愿意去做盜版書？誰還愿意去買盜版書？“話又說回來，給作家做經濟上的補貼，我認為是對的。絕大多數作家處于一種相對比較貧困的狀態，像二月河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應該給作家一些利益，但那不是迫切問題。迫切的問題是書價太高，窮人買不起書，把錢貼補到書價上，讓弱勢群體、讓最需要文化扶持的人讀得起書。我不比別人，我比我自己：我的書一套300多元，精裝的500多元、700多元，下崗職工、待業青年、進城打工的農民甚至鄉村教師，買一套書要占去他們收入的一半。所以我認為要把書價降下來，讓窮人讀得起書，這是核心。”

　　寫作收入很多用于公益事業

　　外界很多人不了解內情，以為二月河的議案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其實，近年來，二月河扶貧助困捐款多達100多萬元，包括去年他與薛家柱合作的《胡雪巖》，其稿酬所得，也由出版社直接匯給河南省南陽工會帳戶，用于資助下崗工人。二月河坦誠地說：“小說是根據電視劇本寫成的，一般我不涉及電視劇本，之所以接受，主要是因為胡雪巖這個人，是我在規劃康雍乾整體創作之前就很感興趣的人物，寫作時不幸跳過了胡雪巖，做電視劇算了卻自己的心愿。第三，是想借機會籌資給下崗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