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實辨疑：從《三國志》到《資治通鑒》

　　1，《三國志》的矛盾記敘

　　首先的問題是：以三國時代的的造船技術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夠在長江中游形成後人從《三國志》傳述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略決戰(zhàn)？我們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記述。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一》比較簡略：

　　“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zhàn)，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不但諱言失敗，更未提及“火攻”致敗，而是歸于戰(zhàn)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粲《英雄記》言：

　　“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

　　也絕口不提燒船之事。又《江表傳》：

　　“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得此名。”

　　還說是曹操自燒其船。裴松之于此節(jié)注言：

　　“《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可知早在南朝，策劃并實施赤壁“火攻”的所有權人究竟是劉備還是周瑜，已經(jīng)發(fā)生了疑問。且“放火”不僅限于江面，還有追及陸上之說。盡管孫盛挑出的邏輯矛盾,導致後世《吳志》作為信史之價值上升， 但也不能回避“劉備先破公軍”問題。《蜀書•先主傳》亦言：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jù)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shù)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馀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shù)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zhàn)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增加了劉備等人先“大破其軍”，然後再“焚其舟船”的細節(jié)，復以適值“大疫”，才擊退曹軍的。而《吳書•吳主傳第二》則言：

　　“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zhí)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馀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從文字上看，失利以後“燒其馀船以退”的還非劉備，而是曹操自己。

　　只是在《吳書•周瑜傳》中描述到曹操的“結船為陣”，和聯(lián)軍攻勢的“以風助火”，細節(jié)也比較詳盡：

　　“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zhàn)，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shù)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fā)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zhí)欤�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說得最熱鬧的其實是裴氏為《周瑜傳》加注的《江表傳》：

　　“至戰(zhàn)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馀，同時發(fā)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不知為何，與其引用曹操致周瑜書的說法頗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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