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帆”作“[馬+風]”，從馬從風，表示是用于車駛之風力。漢末劉熙《釋名》才首次解釋為“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顯然已用于船行。劉熙就是漢末三國時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習見技術(shù)，還是耳食之言，尚難驟定。此外還有人據(jù)東漢馬融《廣安頌》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連舼舟、張云帆，施蜺幬，靡颶風，陵迅流，發(fā)擢歌，從水謳，滛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認為是“對風帆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明“漢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賦顯為時空兩維，不受限制之夸飾描繪，而非實用技術(shù)之描述。比如“靡颶風”時能否“張云帆”，就是一個常識性問題。何況“帆”字何時出現(xiàn)，也應經(jīng)過考究。

　　李約瑟曾專門論述過中國帆船及錨碇技術(shù)的發(fā)展，評價甚高。他以為就帆船技術(shù)而言，最早出現(xiàn)在古埃及，中國古代則多謂“舟楫”，動力系統(tǒng)是篙槳櫓，見其《中華科學文明史》縮略本第三冊，有關論述散見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頁)，中國舟楫(80、230-231、299頁)、帆船改進(217-218頁)。按李氏對中國帆船技術(shù)特多好評，故特置第五章《推進(帆：中國在縱帆發(fā)展中的地位)》詳細論述唐宋元明的技術(shù)，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時卻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廣州出土的一艘東漢陶船結(jié)構(gòu)時，屢次驚訝于“桅在何處仍是一個謎”，“遺憾的是尋找桅和帆裝的全部證據(jù)已經(jīng)遺失”。(118頁)在全書結(jié)論部分，也謹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紀後”、“應該是二世紀和三世紀”以及“漢代以後”這類詞語概括言之。(300-301頁)但都明顯遲于“赤壁之戰(zhàn)”的發(fā)生。最早明確介紹帆具作用的，則是三國晚期吳國人萬震描述海外貿(mào)易的《南州異物志》言：

　　“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馀，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風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風力。若急，則隨宜減滅之也。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專家又從這段描述推導出許多斬釘截鐵的結(jié)論：“漢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開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盧頭木葉織成的帆當屬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證明硬帆能利用側(cè)向風力了。漢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響，根據(jù)風向和風力大小要隨時調(diào)節(jié)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積，中國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軟帆需眾多人力將帆卷起綁扎在橫桁上，緊急時可能要砍桅以保證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許概念。《漢書•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 《後漢書》：“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址，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諸國》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馀人。珍物寶貨無不有。”

　　按《老子》：“故恒無欲也，以觀其妙；恒有欲也，以觀其徼。”王弼注言：“徼，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宋人陳景元言：“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元人吳澄言：“徼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實為邊鄰與我貿(mào)易往還之國，即所謂“化外之地”。

　　這樣看來，萬震描述的帆船并非東吳所擁有，顯然也因為是新見異物，所以他才用那樣艷羨口吻來描述的。又文尚光將《南州異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長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船舶史家也順手移來當作“三國時孫劉聯(lián)軍赤壁大戰(zhàn)的起樓三層的斗艦” ，完全忽視了”外域人”的說法，和南海、長江的區(qū)別，恐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但既然能夠看到帆船，官員又著意重視，中國人模仿起來也就不成問題，而且很快就將“船帆”用于實用，并持續(xù)改進以致而大為興盛的時期，顯然是在東晉以後，而自宋迤明，最為成熟。 別看從赤壁之戰(zhàn)到東晉渡江只差百十年時間，但是像風帆這類簡易適用技術(shù)的引進和發(fā)展，會是日新月異的。《古今樂錄》介紹，齊武帝“數(shù)乘龍舟，游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纟+乍]，鍮石為篙足。”猶為當時時髦舉動。《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如果有學者能舉出實證，證實三國時期長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術(shù)，則可以對李約瑟的有關論述作出重要修正補充，亦為功德無量之事，亟請?zhí)岢觯�以為佐證。

　　此外就錨碇系泊技術(shù)而言，古代中國一般是“采石為碇”，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來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戰(zhàn)時曹營是否有能力”結(jié)船為陣“，泊于長江之濱，尚屬老大疑問。西晉王濬平吳，即是一例。後文再敘。至宋代始出現(xiàn)“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層，類同木樁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幾倍。1975年在泉州灣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并出土有一桿宋元時期的大木碇，殘存長度達七點五七米，上面有系纜繩和安碇擔的圓孔，還有用鐵箍加固後所留下的銹跡。至于鐵錨的使用，則是明代以後的事了。

　　中國船帆與錨碇的起源流變，雖為專門技術(shù)問題，但若不加考慮，歷史學的敘述便無可依托，以其事涉專門，故不欲弄斧班門，只希望提請專門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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